本溪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
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政府
本溪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
本溪市人民政府令第125号
《本溪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已经本溪市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代市长 冮瑞
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本溪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政府信息，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所掌握的，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并以纸质、胶卷、磁带、磁盘、光盘以及其他电子存储材料等载体反映的内容。
第三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市政府办公厅和各县（区）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指导、监督本办法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监察、信息产业、政府法制、档案、保密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本级政府或本部门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并对外公布联系方式。
第六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并有权获取相关信息的复制品。
第七条政府信息公开应当遵循合法、真实、公正、及时和便民的原则。
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政府信息公开的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保障政府信息公开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二章内容和形式
第九条政府信息按行政机关履行义务的不同，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种方式。
第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下列政府信息：
(一)管理规定和发展规划方面1．市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规定；2．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发展计划、工作目标及完成情况；3．本行政区域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年度计划。
(二)与公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方面1．影响公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疫情、灾情或者突发事件的预报、发生及处理情况；2．与人口、自然资源、地理、经济发展等有关的基本情况；3．公用事业、环境质量情况；4．扶贫、优抚、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的标准、条件及实施情况；5．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的批准文件、补偿标准、安置方案等情况以及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的建设和分配情况。
(三)公共资金使用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1．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及执行情况；2．重要专项基金、资金的使用情况；3．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限额标准、采购结果等情况；4．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公开招标、中标情况及工程进展情况。
(四)政府机构和人事方面1．各级政府工作部门及管理职能的调整、变动情况；2．公务员招考、录用以及公开选任干部的条件、程序、结果等情况。
(五)行政管理事项方面1．行政许可、处罚、收费、强制等行政管理行为的主体、依据、条件、程序和标准情况；2．行政机关保障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救济措施。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
第十一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本办法列举的主动公开内容以外的其他政府信息。除法律、法规或本办法规定不予公开的内容外，行政机关应当依申请向申请人公开。
第十二条下列政府信息不予公开：
(一)属于国家秘密的；
(二)属于商业秘密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商业秘密被泄露的；
(三)属于个人隐私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权造成不当侵害的；
(四)正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事项(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行政执法案件正在办理之中，公开后可能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危及个人生命安全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宜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
第十三条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重大利益，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事项，在决策前，应当将决策方案及理由向社会公开，充分听取公众正确意见后，进行最终决策，并将最终决策进行公布。
第十四条行政机关应当保证其所发布政府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所发布的政府信息内容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更新。
第十五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所发布的政府信息内容有错误或不准确的，有权向行政机关指出。对确有错误或不准确的，行政机关应当公开予以更正。
第十六条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通过以下形式予以公开：(一)政府公报；
(二)互联网上的政府网站；
(三)报刊、广播、电视等公共媒体；
(四)政府新闻发布会；
(五)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政府信息公告栏、电子屏幕等场所或者设施；
(六)其他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得政府信息的形式。
第十七条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以下形式予以公开：
(一)信函、电报、传真、电子邮件；
(二)口头、书面、复印件；
(三)其他便于申请人及时准确获得政府信息的形式。
第三章期限和程序
第十八条属于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在信息生成后15个工作日内公开，并免费向公众提供。行政机关未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要求行政机关及时公开；已经公开的，行政机关应当给予必要的查询指引。
第十九条属于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采取信函、电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或者口头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做好记录。申请应当包括申请人的基本情况、通讯联络方式、所需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等，以便行政机关查询和答复。
第二十条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受理部门掌握范围的或不存在的，受理部门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内容不明确的，受理部门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更改或补充申请。
第二十一条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含有不予公开的内容，但能够区分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将公开内容的信息部分公开。
第二十二条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可能影响第三方权益的，除第三方已经书面向行政机关承诺同意公开外，行政机关应当书面征询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在要求的期限内未作答复的，视作同意提供。
第二十三条对于尚未确定是否属于国家秘密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暂缓公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对其性质予以认定后，再决定是否公开。
第二十四条行政机关接到申请后，应当向申请人即时送达受理回执，除可以当场予以答复之外，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公开，同时制发公开决定书送达申请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公开政府信息的，经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机构负责人同意，可将做出是否公开决定的期限适当延长，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但延长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行政机关决定公开的，应当在公开决定书中载明公开信息的具体时间、场所和方式。公开信息的具体时间自行政机关做出公开决定之日起，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决定部分公开或不公开的，应当在公开决定书中说明理由以及救济途径。
第二十五条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法定事由，行政机关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做出是否公开的决定或向申请人公开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中止理由。
第二十六条行政机关决定不予提供的政府信息，不得再通过其自身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介组织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形式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
第二十七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应当无偿提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可以向申请人收取打印、复制、邮寄的成本费用。
第二十八条行政机关应当编制本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提供本部门信息公开机构咨询电话，以及申请信息公开的具体程序、方式等。行政机关应当编制并公开属于本级政府或本部门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目录，政府信息目录应当记录政府信息的名称、索引、主题和基本内容的概括提示及其产生日期、查询途径等内容。有条件的行政机关，应当逐步编制属于本部门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目录。行政机关应当对本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目录适时更新，并予以公开，以便公众查阅。
第二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代表本级政府向社会发布政府信息。未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部门，如遇突发公共事件，应当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事件的相关情况。
第三十条市、县(区)人民政府档案馆是本级政府集中查询政府信息的场所。根据提供政府信息查阅服务的需要，有条件的行政机关应当设置公共查阅室或者公共查阅点，并配备相应的设施，以便公众对相关政府信息进行检索、查询、复制。对阅读有困难的申请人，行政机关应当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四章监督和救济
第三十一条市政府办公厅和各县（区）政府办公室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公布上一年度本行政区域政府信息公开报告。年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三)依申请同意公开、部分公开和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分类情况统计；
(四)对政府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提出举报的情况统计及其处理结果；(五)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改进的措施；
(六)其他应当报告的重要事项。
第三十二条行政机关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市政府办公厅或县（区）政府办公室责令改正，并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由同级监察部门或者上级主管行政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履行主动公开义务的；
(二)不提供或者不及时更新政府信息目录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隐瞒或者不提供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四)公开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的；
(五)行政机关采取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提供本机关已经决定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六)故意提供虚假政府信息的；
(七)在提供政府信息时，违反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
第三十三条行政机关违反本办法，隐匿或提供虚假政府信息，或者泄露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监察部门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举报。接受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以及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第三十六条本办法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刑事和解模式研究
——兼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
叶 祖 怀
[内容摘要]我国学界及司法界依据对刑事和解内涵的不同界定，对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不同的建构，并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刑事和解的模式做了不同的分类。以和解的达成方式以及刑事和解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分类标准，对近年来我国的刑事和解司法现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我国的刑事和解主要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模式、司法机关调解模式、人民调解模式、联合调解模式等四种模式。而其中，以人民调解模式最能体现刑事和解的价值蕴涵，最适合我国国情，因而应当成为建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首选模式。
[关键词]刑事和解 和解模式 模式选择
当前，基于对刑事和解内涵的不同解读以及在价值取向上的各有侧重，刑事和解在我国应采何种模式，法学界及司法界均有不同声音，各地司法机关迄今所进行的探索亦各具特色。笔者认为，能否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价值蕴涵，并充分考察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在现行基本刑事制度的基础上创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模式，是关乎我国刑事司法是否有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问题。
一、刑事和解制度考略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界定
关于刑事和解的概念，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
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刑事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修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1]
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2]
也有学者认为，在我国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经由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被害人和加害人面对面地直接商谈，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可以保障和解的有效性及合法性。[3]
不同的概念界定，实际上表明了论者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不同建构，包括对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适用范围、司法机关在和解中的作用、调停人的设置、和解后果等的不同认识。
（二）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
在我国，也有论者将刑事和解做狭义与广义之分，认为狭义的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程序的起源，广义的刑事和解就是恢复性司法程序。[4]根据联合国《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第3条的规定：“恢复性司法方案系指采用恢复性程序并寻求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恢复性程序（restorrative process）是指被害人、加害人及其他受犯罪影响的个人或者社区居民——通常在一个公正、中立的第三方的帮助下——积极协商，共同寻找解决犯罪引发问题的任何程序。恢复性程序可能包括调解、调和、会商和共同定罪。”由此看来，上述对刑事和解内涵的狭义和广义区分不无道理。
但是,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作为与报应性司法（retributive justice）相对应的概念,在我国，人们在谈论时更多的是从观念意义上,将恢复性司法视为一种理念。而谈到刑事和解，则更多的是从制度层面，认为刑事和解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为不致引起语义上的混乱，本文所指刑事和解，即是指刑事和解制度。
（三）刑事和解的制度渊源及发展轨迹
现代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又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oin/mediation），[5]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切纳市实施的一个被害人——犯罪人和解计划（VOR Program）。[6]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厄克哈特市也建立了美国的第一个刑事和解计划。其后，随着恢复正义理论、被害人犯罪学等学说的勃兴以及对刑罚价值功能有限性的认识，同时也是基于对司法效益与社会和谐秩序最大化的追求，刑事和解运动在北美、欧洲等地迅速发展。
美国律师协会于1994年认可了刑事和解，被害人援助组织也于1995年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有45个以上的州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项目达300余种。在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也纷纷行动，建立起各富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以芬兰为例，1983年，芬兰首先在赫尔辛基的万达市推行刑事和解计划，之后逐步推广到100多个自治市，仅1995年，各地采用“刑事和解计划”调解的冲突即有3000起，涉及4600名犯罪嫌疑人。[7]
刑事和解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展，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9年7月，联合国做出题为《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的1999/26号决议；2000年4月10日，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犯罪人处遇大会通过《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21世纪挑战的维也纳宣言》，提出为支助犯罪受害者而酌情实施国家、区域和国际行动计划，即导入调解和恢复性司法计划，鼓励开发恢复性司法政策、程序和项目；2002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2002/12号决议），对刑事和解的定义、项目的利用、运营、调停人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至此，刑事和解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认可，并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8]
（四）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西方学术界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的解说，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是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框架的考察》一文中提出的刑事和解制度的三个理论框架：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9]
1、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建立在被害人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合理期待的基础之上，当原有的平衡和公正规则被打破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一种最为简单的方式来恢复他们所期待的平衡。[10]
2、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被视为被害人叙说伤害的过程，该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故事本身的内容，而在于叙说的过程和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共鸣。[11]
从这两种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内容上看，它们都源于被害人犯罪学的兴起以及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的出现，着眼于强化对被害人的利益保护。
3、恢复正义理论（restorative theory）认为，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对社会甚至对犯罪人自己的伤害，刑事司法程序应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12]一般认为，恢复正义理论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最基础的理论支撑。
二、刑事和解模式分类
（一）刑事和解模式分类概览
目前，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模式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划分，而不同的划分标准则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分类。
1、依众多论者的观点，刑事和解可分为以下四种模式：（1）社区调停模式（community model）：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被逮捕以前由社区进行调解。（2）转处模式（diversion model）：在刑事司法程序启动之后、终结之前，将案件交由社会上的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3）替代模式（alternative model）：该模式在尊重被害人意志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对犯罪者的刑罚处遇而使纠纷得到解决，实现犯罪者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4）司法模式（justice model）：这种模式重视被害人的利益，将刑事和解作为提高犯罪人责任的一种手段。[13]
2、有学者将刑事和解的模式分为三种：（1）被害人和加害人和解方式（Victim-Offender mediation）：被害人和犯罪人在一名中立的调解人主持下面对面交流，协商确定犯罪人应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的一种模式。（2）会商方式（Conferencing）：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各自的支持者会聚在一起，在调解人的主持下共同讨论犯罪解决方案的一种模式。（3）圆桌会谈方式（Circles）：在协调人的主持下，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各自的支持者以及其他受到犯罪影响的社区成员共同商讨如何处理犯罪案件的一种模式。也有学者将上述模式分别称为调解模式、和解会商模式、圆桌审判模式。[14]
3、有学者以和解的达成是否具有对刑事犯罪的独立处分意义作为划分标准，将刑事和解分为平行模式与整体模式：（1）、平行模式：刑事和解在刑事司法体制之外独立运作，它要求完全在市民社会“自治”的状态下，由社会（社区）及社会个体对犯罪作出自主处置。（2）整体模式：刑事和解通过与正式刑事司法体制的衔接或整合，成为传统司法体制的一部分，承认国家对犯罪处理的决定权。[15]
4、有论者在将刑事和解的结构划分为共识模式、审查模式的基础上，又将刑事和解结构的具体形式图像化：（1）杠型结构：加害人与被害人就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行沟通，并达成和解协议，司法机关在此过程中处于消极地位，只负责履行告知义务并认可和解协议。（2）倒T型结构：加害人与被害人虽然可以进行协商，但只是有限参与，协议内容只能由司法机关最终确定，并为处理案件提供审查对象。（3）正三角形结构，也称互动模式：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主体性体现在彼此对达成和解协议的自愿自主，司法机关的优位性体现在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指导监督，而契约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展示出加害人和被害人对司法机关权力的某种平衡。[16]
5、陈瑞华教授将刑事和解分为以下三种模式：（1）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加害方在认罪悔过的前提下,经与被害方自行协商,就经济赔偿达成书面协议,使得被害方不再追究加害方刑事责任，检察机关经审查后,接受双方的协议和被害人的请求,对加害方不起诉或者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2）司法调解模式：司法人员通过与加害方、被害方的沟通、交流、教育、劝解工作,说服双方就经济赔偿标准、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协议,从而促使被害方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3）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司法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经过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可不再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17]
（二）刑事和解模式分类评述
刑事和解的结构，是指刑事和解各个主体之间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它决定刑事和解的性质和特征，蕴含着刑事和解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的制度程序。[18]然而，由于学界对刑事和解内涵的不同界定，使得刑事和解的结构模式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姿态。
前述第一种分类，虽然从内容上看涵盖了目前西方各国刑事和解的主要操作模式，但认真分析发现，进行这种分类所采用的标准是不同一的。仅从名称上看，它们之间也不具有同比性。将分类标准不同的概念并列在一起，极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19]而且，由于司法模式被认为是一种惩罚性的模式，赔偿被视为是对犯罪人附加的一种惩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刑事和解的内在价值追求，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
第二种分类以和解达成的方式作为划分标准，界限清晰，但这种分类未能就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和解的法律后果做直观的展示。
第三种分类将刑事和解划分为平行模式与整体模式，但其赖以划分的基础就存在这样的疑问：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可以完全独立于刑事司法体制之外的完整的刑事和解过程，以至于自犯罪发生至案件最终处理完毕，期间根本就找不到刑事法律或者司法机关的身影？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无论是警察将案件移交给社区，还是司法机关最终认可他们所达成的协议，它们都未能从根本上逃脱法律或者司法权力的光顾。而一旦无法达成协议，则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更是必然的和唯一的结果。即使是司法机关对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犯罪人的“不处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司法体制之内的“处理”。所以，所谓社会（社区）及社会个体对犯罪进行的“自主处置”，并不具有绝对意义。
第四种分类，则是建立在首先对刑事和解的内涵和结构进行清晰界定的基础上，将各种模式以模型的方式进行了形象的演绎，直观、生动地展示了刑事和解的蕴含，意在揭示刑事和解各个主体之间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陈瑞华教授则着眼于我国刑事和解的各种运行方式在程序启动、具体参与人、调解主持人以及协议的促成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区别进行分类，既勾勒出了各参与主体之间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也与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现状最为贴近。但是，由于其将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限定在最终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范围内，从而将法院适用刑事和解对犯罪人判处非监禁刑的情形排除在外，导致适用范围过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