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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诚信建设”的思考

傅孙满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信用问题已成为国人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应该更加关注诚信建设问题。
一、对诚信价值的认识
诚信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古人就云：“言必信，行必果”。我国民法规定以诚实信用为基本原则，等等，无不向我们表明着一个事实：诚信是历史的选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一个行业的成功，乃至于一个社会的成功，诚信对其有着深远的意义。那么，诚信在市场经济中究竟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呢？诚信具有以下几方面价值：
（一）诚信是凝聚力。诚信，是为人立足的根本，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一个人或一个行业，乃至一个社会，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以诚信为本。诚信既可以为行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也可以给人们创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打动和激励人们继续辛勤工作。通过开展诚信建设，可以有效地减少人与人间的隔阂，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坦诚交流，从而在人们之间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形成强大的亲和力、凝聚力。这种亲和力、凝聚力，在你陷入困境的时候，在你走偏方向的时候，在你踌足不前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发挥出它的作用，成为指引你正确、勇敢前行的明灯。
（二）诚信是生产力。良好的信誉关系，在经济上就是一种价值利益。很多的品牌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无形资产，就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质量，代表着一种信誉，它能赢得别人的信赖，从而能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利益，转化为一种再投入、再生产、再收益。很多的成功企业，都在内部建立起良好的诚信关系，从而降低了管理的成本，提高了合作效能和生产效率，成为企业蓬勃发展的动力。诚信因它天生所具有的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沟通环节、增进整体信用形象等性质，当然地成为了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诚信是制度保障。诚信虽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它并不是虚无飘渺的事物，本质上，它是一种制度，是一种得到严格执行的制度。如果没有明示的并能得到严格执行的制度保障，则人可以言不信，行不果，那么社会也就无诚信可言，也就乱了套。因此，诚信的本质就是一种有可靠保障的秩序，这一保障，不是也不能由某人说了算，而应是来自于不因人而异、因人而废的制度。理解这一点，才能保证我们的诚信建设不偏向，不走过场。这对于我们开展诚信建设至关重要。
二、关于开展诚信建设的思考
诚信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无情地抛弃了诚信。从假烟假药、强买强卖到执行难，从排外到民工荒等问题，都是社会不诚信的表现和结果。近年来表现尤甚，一些企业恶性逃废银行债务、偷漏逃税、虚假出资、拖欠账款、欺诈坑骗，假冒伪劣、违法侵权，破坏市场信用的事件屡有发生。这既影响了企业的整体信用形象，使企业融资难度加大，市场交易成本增多，生产经营效益下滑，进一步发展受阻。同时，也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投资环境、市场环境的改善。“诚信是企业的生命”。没有信用，企业就会走向消亡。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企业融资难、引才难、经营难和经济纠纷多、侵权投诉多、不正当竞争多的“三难”、“三多”问题，都向我们敲着警钟：我们正逐渐远离诚信。而种种不诚信现象的大规模发生，归结起来都只有一个本质的特征，那就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没有得到严格地执行，违背诚信没有受到应有、及时的惩罚，从而使人们陷入对法律、制度的恐慌而引起诚信的丧失。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地呼唤建立一个诚信的社会环境。开展诚信建设，应对症下药，才能收到良好效果。我个人认为，以下四方面是我们开展诚信建设所不可或缺的：
（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诚信建设，不只在一行一业，而是全社会的。只有全社会形成并遵守诚信秩序，诚信才可能存在。因此，诚信建设必须在全社会开展。当然，具体操作上可以由一些重点领域如生产流通领域、服务行业、中介组织、行政部门等首先抓起。正如前面所提及的，诚信的本质是一种得到严格执行、得到制度保障的秩序。因此，开展诚信建设的关键和首要，就在于建立健全各行各业的各种制度，使各行各业都生存于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环境下，才可能使任何行业的人，可以依赖明示的、有保障的制度，而不是没有约束的个人信誉来行事，从而能在全社会构建制度性诚信。
（二）要提高全民的各项素质。“徒法不足以自行”。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诚信危机，并不全在于我们没有相关的规定，而是这些规定被虚化，或被搁置，形同虚设。再好的制度，都是对人的，都必须由人去遵守，由人去执行。一旦一个社会遭受制度性的破坏后，这个社会将失去根本的保障，最终将积重难返而混乱不堪。我们看到，很多成功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有明确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有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员工队伍，有健全有效的管理制度，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熟悉这个环境的规则并具有相应的素质去适应它。所以他们能够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建立起良好的诚信关系。因此，诚信建设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要具有相应知识，能适应诚信需要的社会成员，包括行政执法人员、法官、律师、企业家、工人、农民等等各行各业的人。只有他们都明白自己是生活在诚信社会中，受着诚信规则的制约，并都有能力去适应这种游戏规则时，诚信才可能得到很好的实现。
（三）要建设一个符合诚信需要的政府。诚信建设，政府的责任最大，因为政府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担负着80%以上的法律法规的执行。政府部门严格有效的执法行为，是构成诚信的重要基础。就目前政府部门执法的状况而言，勿庸讳言，政府部门在人们的工作生活中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能，因而也没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该管的可能因没有利益而不管，不该管的可能因利益巨大而争着管。这种荒唐的现象已不是屡见不鲜。毫无疑问，这样的政府行为本身就极大破坏了整个社会的诚信秩序，等于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带头叫人们不要或不用遵循诚信规则。因此，建设一个适应诚信需要的“诚信政府”，是诚信建设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诚信秩序建设中应做一个合格的政府。所谓的“合格”，我想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政府的运行规则应以诚信为本。就是政府本身应职责明确并严格按确定的职责去运作，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二是政府要在诚信建设中起指引作用。当人们要生活在诚信这一游戏规则里时，政府就有责任、有义务主动地去发挥自己的指引作用，因为它掌握着80%以上法律法规的执行。而这些法律法规又是与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果政府没能很好地执行，则意味着将把各行各业引入一个不遵循制度的环境。所以政府在扮演合格的角色时就意味着它要发挥指引作用。三是政府必须是强有力的政府。作为前两方面因素的进一步要求，合格的政府要自觉维护执法秩序，自觉维护自己尊严。这一尊严，就来自于它本身的严格执法、热情服务，来自于它和公众建立的透明的、可沟通的良好关系。
（四）要有一套只服从法律的司法体系。所有的制度性秩序，具有最高效力的是法律秩序，因为法律秩序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有什么样的法律秩序就有什么样的诚信秩序，遵守法律就是遵循诚信，诚信建设最终的保障就是法律。而法律自身的保障则需要实现司法独立，这样才能保证各种制度性秩序的遵守在司法中得到检验和落实。从我国的实践看，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是司法机关严重依赖各级党政机关而无法独立，这就造成各种制度性秩序失去最终的，最有力的保障——法律保障。因此，诚信建设呼唤建立一套独立运行的司法体系，这样的体系的最根本特征是：它只服从法律。


修改后的刑诉法和民诉法，进一步彰显了检察权的司法属性，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必须牢固树立监督者更应该接受监督的权力观。笔者结合基层检察工作实践，就建立完善检察权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搭建内部监督工作平台。在当前司法框架下，应以提高检察机关内生的确保自身良性发展的自治能力为前提，以强化侦、捕、诉、督一体化运行为内容，以增加检察执法办案透明度为目标，构建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利用局域网、办公办案系统，增设案件监督管理、执法档案管理、检务公开等子项目，实现监督范围的全面覆盖。将案件考核评查结果、案后回访结果导入检察官执法档案库，实现执法行为规范化管理和执法人员精细化管理的无缝对接，形成立体化业务条块管理、系统化案件流程管理、规范化专业队伍管理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工作格局。

二是完善内部监督组织架构。为贯彻落实高检院《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工作的意见》，在“纪检、监察、督察”三位一体的内部监督组织架构之上，建议成立检务监督委员会(简称监委会)，行使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最高决策权，讨论决定除检察长以外的检察人员述职述廉、举报、投诉及执法办案监督等事项。在监委会组成人选上，除专职检委会委员、纪检监察人员之外，吸纳学界专家、资深检察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特约监督员等参加，淡化内部监督的行政化色彩，集中统筹内部监督各项职能，发挥内部监督的整体效能。

三是将外部监督引入内部监督。《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关于加强和改进刑事申诉检察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控申检察部门承担着权利救济保障、司法活动监督、自身执法监督、社会矛盾化解等多种职能。控申检察部门的内部监督制约地位更加凸显，对有关司法救济方面的申诉受理、审查、处理等，进一步细化操作规定，明确办理规则、执法标准，从而可以有效地规范监督。

四是探索公开审查办案方式。在刑事诉讼的审查批捕、起诉阶段，除法律规定不得公开或不宜公开外，可以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试行公开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审查方式，为是否作出批捕、起诉决定提供参考;在办理刑事、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试行公开听证、公开息诉等，让公民有序参与司法，将外部监督引入内部监督，有力促进规范执法，赢得社会公信。

五是推动检察业务深度公开。加强检察门户网站的建设，方便诉讼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选择使用案件查询系统、公信评价系统、投诉举报等系统;收集案件当事人、辩护人、代理人等对案件的反馈意见，分析、研判和通报执法监督信息，发挥监督成果的借鉴或警示作用，打造“阳光检务”，使社会公众更直接地参与监督检察工作。

(作者分别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