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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诉检察官的权力界定及其活动原则

2000年12月18日 15:24 龙宗智

　　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具体设置以及主诉检察官的职能活动方式，虽有高检的工作指导及有关文件作出规范，但各地情况不同，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因此具体做法不尽相同。笔者认为，主诉制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只要不脱离这一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性质，实际做法上有一些区别是正常的。对于符合实践需要，符合检察制度和诉讼制度发展方向的创新举措，还应当予以鼓励。但就改革中的基本问题，应当取得共识。这些问题，关系主诉制的运行机制，涉及检察活动尤其是公诉活动的内在规律，与检察制度和诉讼制度的整体构造有关。本文探讨主诉检察官权力界定和职务活动中几个比较突出及有争议的问题，意在塑造合理的主诉制运行机制，供实践中参考。

一、如何确定主诉检察官的职权范围

由于主诉制改革的实质是在检察机关内部重新配置检察权，适当界定主诉检察官权力的性质和范围必然是这项改革的一个基本点。高检有关文件对此作了一个界定，然而，这种基本的划分不可能全部解决检察机关内部日常的权力互涉和互动问题。为了操作适当，对规范性文件所确定的职权范围也应当理解其划分根据，下面对确定主诉官职权范围的一般原则作一探讨。

笔者认为，可以将确定主诉检察官职权范围的主要依据概括为两项原则。第一项是“法定原则”。所谓“法定原则”，是指主诉检察官行使权力，应当有法律的依据，不能违反法律越权办案。如法律规定应由检察长或检察院决定的事项不能仅由主诉检察官决定。这一原则，笔者在二论主诉制一文分析主诉制法律依据时已作了一定阐述，此处不赘。这里着重分析第二项原则，即“相当原则”。

所谓“相当原则”，指主诉检察官作出决定的权力应与该决定的性质和重要程度相适应。即使不违法，但对影响重大的业务事项，也不宜由主诉检察官单独决定。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仍然实行检察长负责制以及由检察院而非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制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重大事项的处理质量，通过监督制约防止出现差误。同时也是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受多种因素影响，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不能不考虑方方面面因素，需要一种从社会政治角度分析问题的更为宏观的视野。①因此有的问题由检察长和检委会来考虑和决定更为适当。

把握这种“相当性”，大致可以考虑四个因素：

一是考虑决定的性质，看其属于程序性决定还是实体性处理。对于程序性事项，主要由主诉检察官决定，如起诉、退回补充侦查等公诉权行使中的程序性措施。实体性处理，包括撤销案件、决定不起诉等，意味着确认某人不构成犯罪或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属于具有实体意义的程序决定，因其作为终局性、实体性和法律性的处置而具有“司法”的性质。目前体制和司法状况下，这类事项不宜由主诉检察官单独决定，而应由其提出意见报院里决定。有的检察院曾提出院里“管下不管上”的限权原则，即凡是根据侦查机关的意见提起公诉等，主诉检察官可以直接决定；凡是要纠正原侦查机关认定，尤其是准备撤案或不起诉的，应当由检察长及检委会把关，这与划分程序性和实体性问题并采用不同程序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

二是考虑问题的影响程度，看是重大决定还是一般决定。对于某些程序性问题，如果关系重大，也不宜由主诉检察官单独处理。如变更或撤回起诉、对法院判决抗诉等。案件起诉原则上由主诉检察官独立决定，然而，对某些影响十分重大的案件，为保证质量，防止起诉不当，检察长也应注意把关（但应严格限制这类案件的数量，防止过分干预主诉检察官的工作）。再如批准逮捕，虽属程序性决定，但对公民权利及诉讼进程影响重大，即使实行捕诉统一，也不宜由主诉检察官独立决定，而应由检察长行使批准权。

三是考虑问题复杂程度。对于复杂的业务问题，尤其是主诉检察官感到处理起来有疑难的，可由院里把关。对疑难、复杂案件的起诉，允许主诉检察官提交检察长决定，特殊情况下，检察长可以主动干预。

四是考虑事项本身的属性，看是事实证据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按照事实和法律的两分法，事实问题主要依靠直接的证据审查建立内心确信，对法律问题，则可诉诸研究和讨论。因此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原则上由办理案件的主诉检察官负责并承担责任，对法律上的决定，在考虑前述诸因素的情况下可由检察长和检委会作出并对其负责。

二、怎样界定主诉检察官与起诉科（处）长的关系

在主诉制中，主诉检察官相对独立，同时也受到制约。“独立”与“受制”这对矛盾，主要涉及两重关系，一重是主诉检察官与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关系，另一重是主诉检察官与部门领导即科（处）长的关系。应当说，前一重关系在法律上、法理上比较清晰，因为检察长领导检察院工作，在现行制度中，主诉检察官必须服从检察长的指令。但就第二重关系，即主诉检察官与部门领导的关系，目前应当说尚未厘清，存在一些模糊理解，需要在法理上作进一步解析。

检察官处理的事务可分为检察事务和检察行政事务。检察事务，属于检察权行使范围内的检察业务事项，主要是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程序和实体问题。检察行政事务，是关于案件处理以外的检察工作相关事务，如考勤、纪律、学习培训、工作条件设置、检察官职级待遇和福利、国家政治方针和政策的学习贯彻等。检察行政事务中，还包括一种涉及业务的检察行政事务，如案件分配。案件分配本身并不涉及案件如何处理，但在实践中，司法分案权可能对案件处理的方式和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因为不同的法官或检察官对同一案件可能持不同看法并采用不同处置方式，而且不同的法官、检察官可能受其行政上的负责人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②

就检察事务的处理而言，检察长和检察官均为权力行使主体，这一点各国相同。值得探讨的是部门负责人的地位和权力。人数较多的检察机关，检察院内设一些职能部门即“功能单位”，为什么内部要设立这些被称为“部、厅、处、科”的功能单位呢？日本检察总长伊藤荣树称，检察厅设部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大体确定检察官相互之间的事务分工，根据业务分工以谋求提高工作效益，同时明确责任所在；二是对拥有多数检察官的检察厅，可以大体上把分担事务性质相同的检察官集中在一起，便于上级进行适当的指挥监督。”[1]伊藤的解释是适当的。

部门的领导对检察行政事务承担领导责任，这一点不会发生异议。但其对案件的处理即检察事务是否具有领导权限，则涉及部门领导职务性质的界定问题。也就是说，科（处）长是单纯的行政协调人，还是可以作为检察长的业务代表，代表检察长或受检察长的委托分管某一方面的检察事务。

从法律上看，我国的检察官法和检察院组织法对这一问题的规定是不明确的。根据这两项法律，检察员、检察长、检委会委员是法律所确认的检察官职务，即法律职务，而科（处）长不是法律职务。关于领导关系，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检察长一人,副检察长和检察员若干人。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可见检察长的领导权限十分明确。而该法第二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设立若干检察厅和其他业务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分别设立相应的检察处、科和其他业务机构。”但对这些内设机构的领导职务及其权限并未作出规定。因此，从法律上讲，可以由检察机关自行确定内设机构及其领导的工作范围及管理权限。

从法理上分析，科（处）长与作为行政协调人的法院业务庭的庭长是有区别的，因为庭长不能决定其他法官审理的案件，不能以任何方式损害法官的独立性。但检察机关行政性（突出表现于“检察一体制”）的存在，使科（处）长既可以作为行政协调人，又可以作为分管某一部分业务的检察长的业务代表。在后一种意义上，科（处）长实际上是检察长的业务助理。据笔者所了解的有限情况，其他一些国家检察院的部门领导确实可能代表检察长作为部门业务的管理者，而不是单纯的行政协调人。有的国家，检察院只设一名检察长作为官署首长，再设几名检察长助理分管不同业务，有的兼任业务部门领导。这里以设计比较精密的日本的检察制度为例作一分析。

根据日本法务省发布的《检察厅事务章程》及其附表，日本最高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分别内设三至六个部。其中东京和大阪两个地方检察厅为设部最多的检察机关，分别内设六个部，即总务、刑事、公安、特别侦查和公判部等。

检察机关下设各部部长的选任及职权，是由《检察厅事务章程》第6条规定的：

1．检察厅的部（除前条第3款规定的临时部外）设置部长，由法务大臣从该厅的检察官中任命。2．最高检察厅的部长，奉检察总长的命令，总管部所管的事务，并指挥监督所属检察事务官、检察技术官和其他职员。3．高等检察厅和地方检察厅的部长，奉该厅首长的命令，总管部所管的事务，并指挥监督其职员。

根据有关解释，“总管”与“掌管”是有区别的。“总管”，是对事务进行“综合性的统率和管理”，部首长对本部事务进行“总管”，包括检察事务与检察行政事务。但在管理时，必须考虑每一检察官都是“独立官厅”，而检察事务本来就属于每个检察官应有的权限这一特点。

除了“总管”的权力外，部长还享有对部内职员的指挥监督权。但其范围因机关不同而有所区别。对高等检察厅和地方检察厅来说，检察长指挥监督的对象是隶属该部的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检察技术官等全体职员。与此相对，对最高检察厅来说，则仅指这些人中除检察官以外的人。因为最高检察厅的检察官，每个人以直接辅助检事总长为原则，至于属于哪个部，只不过是大体确定分担的事务，而部长不过是以该部检察官中的首席者的地位，总管该部所管的事务。[2]

以上规定说明两点，其一，总的看，日本检察机关的部门领导，在尊重检察官独立权限的同时，对检察业务也具有一定的管理权限，不是单纯的行政协调人；其二，在最高检察厅，部门领导对检察官所处理的检察事务，除“总括性管理”外，不具有直接的指挥监督权力；但在高等和地方检察厅，部门领导则具有这种权力。

入世后经济犯罪侦查工作的对策思考

余新荣 林书设　邱光和

【内容提要】文稿对我国加入WTO后，经济犯罪的新特点和经侦工作面临的新挑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入WTO后经侦工作应采取的五条对策。


【关键词】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对策


中国入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将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对经济犯罪侦查工作来说也是如此，在一定时期内，经济领域犯罪将更加猖獗，经侦工作将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正确把握当前经济领域犯罪的特点规律，科学预测加入WTO后经侦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研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对顺利完成新形势下的经侦工作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入WTO后经济领域犯罪的新特点
（一）新的经济犯罪类型将不断出现。
加入WTO后，现有的经济犯罪类型还会继续存在，新的经济犯罪类型将不断涌现。一是随着国际间经济交往日益增多，涉外诈骗犯罪活动逐渐增多，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和国际经贸活动日益频繁，一些境外不法分子将打着合资、合作的幌子，在国内大肆进行犯罪活动；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犯罪案件将大幅度上升；国内的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作案后也往往携款逃往境外。二 是在国际贸易中，信用证（卡）成为支付的常见方式，不法分子往往利用信用证可信程度比较高的特点，采取伪造信用证（卡）等手段进行诈骗活动。三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洗钱犯罪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呈现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向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蔓延的趋势，我国入世后，将大开门户，广引外资，给洗钱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四是入世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将不断增多。
（二）发案数量继续攀升，大案比重加大。
入世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经济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不法分子在经济领域的作案也将逐渐增多，而且往往涉案金额比较大。从统计数字看，近年来经济犯罪案件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其他案件的增长速度，其中大要案件尤为突出。前几年我局破获的经济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额几十万元的大案并不多，而近两年来发生的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达百万元以上的已屡见不鲜。如2001年我局破获的吕孙毅诈骗案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同年破获的黄阿福非法经营案涉案金额也达148万元。
（三）犯罪领域不断扩大，侵害客体增多。
入世后，随着人、财、物的大量流通，经济犯罪已深入到金融、财税、证券、保险等各个领域，受害客体也由原来往往是单一客体而转向众多的客体，这些客体已涉及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既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有个体户、农民以及国家干部、农村基层干部。如2001年破获的欧国庆挪用资金案，挪用34名客户的保险费共计13万余元；上京镇陈成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390万余元，涉及人员多达600余人。
（四）经济犯罪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多样性和智能化特点。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受教育越来越高，入世后，一些经济犯罪已从传统、初级的手段向高科技、智能化方向发展。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种“合法”外衣，钻法律、法规的空隙，或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专长，钻管理工作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在其熟悉的领域从事经济犯罪活动，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电脑等高科技手段作案，精心策划，设下圈套，引诱对象上当受骗。
（五）经济犯罪的国际化趋势加强。
我国加入WTO后，将逐步同世界经济接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国外的经济犯罪分子与一些商界名流一样，将触角伸向国内，利用我国开放政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及国家间的法律制度的差异，实施跨越国境的经济犯罪。同时，国内的犯罪分子也将犯罪空间向境外、国外延伸、拓展，境外、国外的不法分子向国内渗透，寻找代理人，使经济犯罪出现“土洋结合”、“内外勾结”的现象。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制约机制弱化，法律建设滞后等现象不会在短期内消除，也就难以阻止境外、国外的犯罪分子在国内出现和跨境犯罪的实施，这种国际经济交往带来的经济犯罪，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更加激烈。
二、加入WTO后经侦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犯罪案件的取证难。
经济犯罪跨省市作案多，加之经侦办案经费的短缺，给取证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一些外省市公安机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前来调查取证或追捕逃犯的外地公安机关协助配合力度不够，往往只是象征性的。经济犯罪案件大都是年前案件，涉案时间较长，往往因一些自然或人为的因素使一些原始凭证、记录、帐本等证据灭失或销毁，造成取证难度加大。“入世”后新型犯罪手段的不断涌现也给取证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如2000年浙江省平阳县林基任、林乃满、洪玉基三人到我县以开办阳光工艺玩具厂招收工人为名，通过一系列有预谋的活动，精心组织策划，骗取105名工人的培训费7万余元后迅速逃离。由于此三人均属外省市人，我公安机关多次赴浙江省取证、追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花费大量的物力、人力才将犯罪嫌疑人林基任抓获。
（二）经济犯罪案件的定性难。
当前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司法解释滞后，存在地区之间划分的标准不统一，以致对部分案件性质的认定难以统一，如有的行为有社会危害性，甚至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但法律无明文规定，有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表述概括性过强，又无相关司法解释相辅，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入世”后经济犯罪手法日趋狡猾，具有隐蔽、多样、智能的特点，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种“合法”外衣，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增加了经济犯罪案件的定性难度。由于上述等问题的存在，使检、法两家与公安机关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上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认识上的分歧，造成案件批捕难、起诉难。
（三）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难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部分党政机关、政法部门的负责同志，对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打击此类犯罪不够重视，对案件查办不力，对经济犯罪分子惩办不严。个别地方党政领导只看到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把经济犯罪分子当作“能人”、“有功之臣”加以保护，甚至还有部分领导干部为经济犯罪分子充当“保护伞”，该查的不让查，该打击的不让打击，以保护地方企业为由，不让处理人犯，这使得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受到严重干扰。另外，一些案件的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向公安机关或上级有关领导反映问题，有时十分片面和偏激，既牵扯了领导的精力，又妨碍了办案工作，经济犯罪案件处理时各种关系纷至沓来，说情风较严重，影响了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四）现有的法律知识、侦查手段跟不上“入世”后形势的需要。
“入世”后，新型的经济犯罪层出不穷，犯罪的手法日益翻新，加之我国将对现行法律进行重大调整，犯罪分子千方百计钻法律法规的空子进行犯罪，我们现有掌握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侦查手段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三、加入WTO后经侦工作应采取的对策。
（一）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和侦查犯罪的本领。
加入WTO后，经济犯罪总体上将呈现发案多、种类杂的特点，发展趋势呈现为作案实施快、案犯逃匿快、赃款赃物转移快的特点。为此我们必须强化发现犯罪的能力，具备较高的快速反应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战机，快速破案，挽回损失。目前，经侦部门被动受案的工作状况，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加入WTO后，犯罪手段的信息化、网络化、高科技化将会对经侦部门的调查取证能力形成新的考验。因此经侦部门要加大对经侦基础设施的投入，购买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切实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提高侦查犯罪的本领，以适应“入世”后侦破工作的需要。
（二）加强经侦基础建设，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入世”后，必须加大对经济违法犯罪情报资料的收集，将全部经济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单位信息资料入库上网，实现信息共享；必须加强经侦特情等秘密力量的建设和阵地控制工作，本着需要和可能，确保质量、隐蔽保密、严格管理的原则，积极物建经侦特情、工作关系，并注意在有关专业人员、知名人士和境外人员中物建经侦特情、工作关系，获取深层次、专业性的经济犯罪情报，实现对经济犯罪相对集中的重点地区和经济犯罪人员社交活动较集中的场所控制工作，充分发挥经侦特情在破案追逃中的特殊作用；必须增加经费投入，加强对经侦协作网络建设，实现经侦部门计算机联网，实现经济犯罪信息的联网与共享。只有加强了经侦基础业务的建设，才能使我们适应入世后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侦查破案服务，有力地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
（三）提高经侦民警素质，适应入世经侦工作需要。
“入世”后，我国将对现行法律进行重大调整，同时WTO规则及一些国际条约和惯例将在国内经济生活中广泛运用。另外，境内外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可能会以WTO规则或国际贸易为借口掩盖非法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学习，掌握相关知识，及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为查破经济犯罪案件创造有利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看，经侦民警的业务素质与“入世”后的工作需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要尽快提高民警的业务素质，进行各种行之有效的教育培训，比如要强化在对WTO及国际金融、贸易方面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强化经济运行规程以及外语、网络信息方面知识的学习，强化现代化通信等科技手段的学习和运用，努力培养一支熟悉经侦业务，掌握现代经济知识、WTO运行规划和现代侦查技术的队伍。
（四）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杜绝关系案人情案。
“入世”后，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商品流通的加剧，经济领域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犯罪活动也更加猖獗。一些当地行政部门的个别领导为了保护当地的经济利益，把经济犯罪分子当做“能人”加于保护，对经侦部门所侦办的案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另外，一些经济犯罪分子往往利用金钱美女来腐蚀民警或直接对民警进行威胁。因此要切实加强经侦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使经侦队伍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根本宗旨，顾全大局，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不屈服于地方领导的干预以及犯罪分子的威胁，经受住各种利诱威逼的考验，真正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五）做好各种预防犯罪工作
“入世”后，经侦部门的工作必须把着眼点放在打防并举上，面对国内外人、财、物流动空间的扩大，流动方式多样化、便捷化的态势，要求我们对重点环节和领域必须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和防范机制，防止经济犯罪案件的发生。经侦等有关部门要经常深入各企事业单位，加强法制宣传和防范犯罪技能方面的教育，特别要开展法律、法规咨询，以及反欺诈和守法经营教育，提高企事业工作人员的防范水平。经侦部门还要有针对性地建立一两个经侦掩护性企业，确保地方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作者系大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　侦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