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
（2008年5月22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008年5月22日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各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其中不是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列席会议。”
二、第十一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邀请社会有关方面人士旁听会议。旁听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确定。
“旁听人员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三、第十五条修改为：“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议案，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后，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
四、第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也可以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或者交由提议案机关修改后，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五、第十七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并向提议案人说明。”
六、第二十三条第四款修改为：“地方性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两次会议审议后，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可以交付表决；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暂不付表决，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以后的会议继续审议、表决。”
七、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八、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依法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九、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向常务委员会书面答复。”
第五款修改为：“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十、第四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在常务委员会表决地方性法规案的全体会议召开二日前，书面提出对法规案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应当写明修正的条款和理由。”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2008年修正本）
（1990年3月10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3年9月14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决定修正 根据1999年3月29日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3年5月21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08年5月22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提高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历届常务委员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议事的根本准则是，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贯彻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体现全市人民的意志，并接受全市人民的监督。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决定问题，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
第二章 会议的召开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必要时，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开会日期由主任会议决定；会议议程草案由主任会议拟订，并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需要临时调整会议议程的，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第七条 除特殊情况外，常务委员会会议应当在会议举行十日前，将开会日期、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并将会议准备审议的主要文件同时发出。
临时召集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可以临时通知。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必须按时出席。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的，须在会前请假。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各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其中不是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列席会议。
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一人列席会议。
根据需要，有关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会议。具体人员范围由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或者秘书长委托的副秘书长确定。
列席人员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邀请社会有关方面人士旁听会议。旁听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确定。
旁听人员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先通过会议议程，然后按照议程进行。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全体会议的形式举行，根据需要，也可以召开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的时候，应当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
第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议案，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后，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
第十六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也可以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或者交由提议案机关修改后，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并向提议案人说明。
第十八条 主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委托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代拟议案草案，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说明。
第十九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除任免案外，一般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十五日以前提出。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调整案、财政预算调整案，一般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一个月以前提出。
第二十条 向常务委员会提议案机关或者提议案人，应当提供有关资料。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案，必须附地方性法规草案及其说明。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任命案，应当提供拟任命人员的基本情况和提请任命的理由。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免职案和撤职案，应当说明免职和撤职的理由。
第二十一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议案机关或者提议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四章 议案的审议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先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议案机关负责人或者提议案人关于议案的说明，然后再对议案进行审议。
第二十三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一般应当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地方性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关于地方性法规案的说明后，由全体会议或者分组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地方性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法规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全体会议或者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地方性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两次会议审议后，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可以交付表决；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暂不付表决，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以后的会议继续审议、表决。
部分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一次审议即付表决。
第二十四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提议案机关或者提议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分组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二十五条 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地方性法规案，可以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任免案、撤职案的时候，提议案机关的负责人或者提议案机关委托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当到会说明理由，回答有关问题。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任免案，应当作出决议。
在常务委员会未通过任免案以前，提议案机关不得通知拟任免人员到任或者离职，不得以拟任职务执行公务，不得公布。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依法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五章 工作报告的听取和审议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向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应当由报告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到会作报告，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准备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一般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召开四十日以前通知有关机关。有关机关的报告材料一般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十五日以前送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作出决议。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审议工作报告时提出的重要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整理成书面材料转交有关机关研究处理。有关机关一般应当在两个月内将办理情况报告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提出的有关报告，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常务委员会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六章 质询
第三十四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第三十五条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三十六条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向常务委员会书面答复。
主任会议应将质询的内容以及答复的方式及时通知受质询机关。
受质询机关可以在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作出答复，也可以在下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闭会以前作出答复。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提出询问，发表意见；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主要负责人签署，并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三十七条 质询案在未作出答复以前，提质询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质询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七章 发言和表决
第三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审议发言应当围绕审议的议题进行。对同一议题可以发言两次，第一次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次不超过十分钟。事先提出要求，经会议主持人同意的，可以延长发言时间。发言内容与议题无关或者事先未经过会议主持人同意而超过规定发言时间的，会议主持人可以制止。
第四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在常务委员会表决地方性法规案的全体会议召开二日前，书面提出对法规案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应当写明修正的条款和理由。
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先表决修正案，然后再表决地方性法规草案表决稿；决定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并向提出修正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说明。
第四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议案，采取无记名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任免案的表决采取无记名方式，应当逐人进行，没有异议的，也可以合并进行。
第四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议案，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由专人记录整理存档。每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情况写成会议纪要，由秘书长签发。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决定，依法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并印制正式文件，刊登《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发送市和区、县国家机关以及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决定，及时在《天津日报》上刊登。
第四十四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5年11月16日天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制度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论澳门基本法第6条与第103条中财产权的保护、限制与征用[1]
范剑虹
【摘要】
文章结合德国的经验教训，对澳门基本法第6条和第103条的法律适用作出探讨，尤其是对财产权在基本法上的保护与限制做出了德国式的深入探讨。
【关键词】财产权、基本法、财产权的限制与保护、补偿的规则、所有权、财产的征用与限制的区别、区分理论
一、导论
澳门特区基本法第6条和第103条第1与２款中财产权的保护、限制与征用是各国宪法或基本法中人的基本权利中的极为重要的条款。两大法系均各国均对此详细的论述。法学家培根（Bacon）1623年写的《崇学论》(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中说过：“判断的对象（本国法）不能同时成为判断的标准”， 马克·安塞尔（Marc Ancel）也说过：“在一国法律中固步自封，就像劝诱生物学家把研究仅仅局限于一个种类的生物上一样“[3]。因而，在澳门基本法中的有些条款的判例或司法解释还十分有限或还不详尽的情况下，参照其它国家的学理与判例及立法的科学内涵，也是对澳门的基本法的发展的一种科学的参与。即使现在还存在着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政制，但是“政通人和、安居乐业”是各国宪法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加上大多数的法律科学是无国界的，因而重视别国的科学、重视别国的实践，无疑是法律本地化不可缺少的内容。由于德国基本法的严格的科学体系与完整的社会福利架构，以及英美[4]法在二战后参与了德国基本法的制定，再加上作为大陆法系代表国的德国宪法法院对基本法中基本权利的特别贡献，因而德国的基本法的理论与实践无疑具有一定的学习价值。本文就试图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结合德国的经验教训，对澳门基本法第6条和第103条的法律适用作出一个抛砖引玉的探讨。这种对财产权在基本法上的保护与限制的探讨，不仅仅是宪法学者感兴趣的领域，而且还是经济宪法[5]与经济行政法和民法与经济私法专业的法律工作人员感兴趣的题目。
1、历史与意义
除了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已涉及财产权外, 纵观宪法史，最早在法律上明文规定财产权的仅见1849年德国的《法兰克福帝国宪法》（Frankfurter Reichverfassung）第164条和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Weimar Rechtsverfassung - WRV）第153条。 值得世人注意的是，《魏玛宪法》（WRV）第153条，在私人所有权的自由支配与自然法 （liberalistisch-naturrechtlicher Begruendung des Privateigentums）的社会功能（soziale Funktion）的关系上做出了重大的立法上的解释[6]，因而被1949年的西德基本法所接受。以后各国均对财产权的保护制定了类似的立法规定。美国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和第14条中都涉及财产权的保护与合法征用。同样，澳门基本法的第6条、第103条也规定了对个人财产权利的保护和规定了公权力对此的一些补偿义务。这对于澳门的经济与宪法秩序具有重大意义。从自由的基本权利的角度，财产权（尤其是所有权）作为个人劳动的结果，在内在上与个体的自由权利[7]是密不可分的。财产权保证了自然人与法人在财产领域的自由空间，并因此可以使得权利享受者真正行使其它的基本权利[8]。因为，人首先必须满足生存权，进而才能谈及人的其它基本权利与满足其它的尊严[9]。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如果富裕了，并能合法地行使其财产权，那么就可以真正行使其它的权利，那么这个地区与国家的人民就会安居乐业，《管子·治国》说得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10]因此，如何对待财产权是基本法中一个重要的条款，不能不慎重对待。
2、结构与问题
从宏观上看，世界各国宪法（包括基本法）的内容往往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机构设定及其权力的分配；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内容结构上看，澳门基本法中总则中第6条中规定了依法保护财产权，在澳门基本法的经济篇中，也即第103条中有规定财产权与征用等问题, 但在澳门基本法的基本权利中没有相应的规定（草案中曾有规定）。而实际上经济篇第103条中的有些内容与总则的第6条属于基本的权利，也可以考虑放在公民（或居民）的基本权利这一章节中加以保护[11]。按现在的安排中，第6条依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条款强调的是按现有的法律去保护。财产权的有关内容和权利的限制，能否由比基本法低一级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予以规定，在基本法层面上没有做出规定，仅在第103条规定了征用的问题。而征用还不能理解为对财产权的限制。因而，它的划分是在另一种逻辑体系与利益考虑下安排的，也即除了合法征用，对财产权的法律限制不在基本法上规定，这样的安排给私人的财产保护增加了空间，但是会给立法会和政府的对财产权的限制的立法带来一定的矛盾。因为财产权的有关内容与权利在基本法中仅涉及到保护，而没有说，通过法律可以限制它，那么法律限制了它，是否限制了其在基本法上规定的权利。虽然，在基本法第44条规定了义务条款，由于它是被放在基本权利一篇章中，而不在总则中规定，一般可理解为对此篇章的居民的基本权利的一种义务要求，但是此条是否也可看作为对经济篇章的第103条的一种义务呢？在法律结构逻辑上可能会有疑问。假如在法理上能够解释的通的话，那么遵守义务条款，在立法上还不能等同于对基本法中规定财产权的内容与权利可以通过法律限制，也就是说基本法没规定法律有权限制这种权利，那么遵守法律的义务的要求是否没有了根据。基本法第41条也仅是涉及澳门居民享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保障的其它权利和自由。虽然其它权利可以包括财产权，但是通过第41条与财产权相联系，并引用第44条来说明行使财产权须遵守义务，还是不能将遵守义务的条款，等同于对财产权的法律限制的条款。遵守法律义务应该不能将这种法律看作为限制他高一级的基本法所保护的财产权，而这种财产权的限制，基本法没有规定。当然，没有规定并不能说基本法的立法者反对对此权利的限制，而是可能是基本法将法律因公共利益限制私人财产的问题留给了低一级的法律去规范，以及让学理与判例去解决其中的争议。但是这样做，我本人冒昧认为可能不是对共识的问题和已属基本法应规定的问题的另一种可考虑的做法。
从微观上看，澳门基本法第6条仅涉及依法保护私有财产。而第103条第一款第一句就更为具体地涉及到的是保护私人和法人的财产权（包括所有权）和继承权两部分，但是在法理上，这种权利保护实际上应包含着权利的限制。尽管在第6条与第103条中，没有明示这种权利的限制，但是在法理上，权利条款后应该涉及到“有关内容和权利限制由法律予以规定”的字句。财产应履行义务，财产权的行使应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这已是现代立法与司法的共识[12]。所以第6条与第103条第一款第一句在法理上应该包含财产权和继承权的保护与限制的两层含义，而“权利限制的合法与非法性”实际上就是本文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103条第一款第二句讲的是财产的征用以及补偿。这儿什么是财产权的合法限制，什么是私人财产的合法征用，需要细心区别限制与征用的不同的法律规则。当然仅就征用而言，通常必会涉及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关键问题。所以，基本法第103条第一款第二句涉及的是财产的合法征用及补偿和非法征用及赔偿的问题。那么征用的合法与非法就势必又是本文讨论的另一个关键的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讲的是补偿的规则（Entschaedigungsregel,也称为Junktimklausel）。与上述的依法征用有关，但通常与合法地限制财产权规范无关，因为这种合法的限制财产权通常（不包括例外）是不予补偿的。确定财产补偿时，应适当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和相关人员的利益。对于补偿额有争议的，容许提起诉讼。这里不同的补偿的原则是不同的补偿规则制定的法理基础与关键问题所在。所以，这也是本文附带讨论的一个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103条第3款讲到的企业所有权的保护与外来投资的保护，不是本文的主要议题，也不完全是澳门居民的私人财产的基本权利，但可以作为以后的议题，所以在此不予讨论。需要强调的是，按各国的宪政立法，如基本权利依其性质也可适用法人的，一般仅适用于国内法人机构[13]。
综述上述，澳门基本法第6条和第103条第1款与第2款的内容结构引出以下问题：
在法律逻辑上以及实体法上，基本法第6条和第103条第1款与第2款的财产权保护与限制在法律适用时如何处理？征用的合法与非法在法律适用时又如何界定与处理？合法征用的补偿应遵循怎样合理原则去解决？这些问题涉及第6条和第103条款后的逻辑与理论架构，必须进一步讨论。其中也包括基本法的第25条中的平等权、基本法第40条中的自由权等都与第6条和第103条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讨论并试图解决上述问题时，我们首先遇到的前提是：在讨论澳门基本法第6条与第103条第1款与第2款中所存在的法律问题时，本文只能在界定了财产权保护的范围以及如何才是触及保护范围时，才能在法理上顺理成章地解决上述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
二、先决问题：保护的范围和触及保护范围的性质界定
如果没有确定保护的确切范围，那么也无法理解如何保护，如何确定权利的侵犯。如果不将此界定清楚，那么财产权利的保护抑或侵犯、征收都会成为《史记·天官书》上所说的“海旁蜃气象楼台”那样的结果。
(一)、基本法第6条和第103条第1款财产权以及保护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