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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意取得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权利冲突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极其特殊的新冲突。当在同一物上存在两个以上的符合善意取得条件的民事主体时，各善意第三人均以善意取得为由要求确认自己对该物的所有权，由此产生善意第三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情况，即称为善意对抗。其中的“取得”并非仅指现实占有，而是包函获得物之所有权和现实占有两种情形。

　　一、占有改定情形下的善意对抗

　　案例一：甲、乙系夫妻关系，共有一电动车。某日，甲擅自将车卖与丙，约定丙先付价款取得该车，丈夫甲再用五日，丙五日后来取车。与此同时，妻子乙将该车卖与丁，条件同上。五日后，丙、丁同时来取车，发生纠纷，丙、丁均不愿接受退款，都主张对该车的所有权。

　　占有改定的情形下，该车的所有权已发生转移，但该车仍为原所有人占有，在此前提下产生了两个“善意取得”人，如何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呢？当三方协商不成时，现实中，也许随便把车判给一方，其他人的损失由过错方承担，这样的处理无疑是很简洁明了的了。但是我们能否站在各方独自的立场想一想，确定一个能够引起各方“共鸣”的解决方案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令过错的一方（甲和乙）逐渐提高对放弃主张善意取得的一方（丙或丁）的赔偿额度，直至其中一方接受赔偿，放弃主张善意取得。这样未取得该车的一方就不会有什么损失和不满，而负责赔偿的出让方（甲和乙）则是咎由自取，不能有什么怨言。

　　然而当上述所有权转移时间不一致时，就有点小麻烦了。如果乙与丁之间的买卖发生在甲与丙买卖之后，那么当丙、丁同时来取车时，会不会产生善意对抗呢？不会，因为善意是相对而言的，丁可以凭借自己相对丙的善意第三人身份取得该车的所有权。他完全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1.在乙将该车卖与丁时，该车已经归丙所有，而乙是基于丙的意志占有该车，而且将车卖与丁是无权处分,2.受让人丁不知也不应知乙无权处分该车，一直是善意的。同时,丙把已经属于自己的电动车交与甲和乙占有，应该意识到该车有被甲无权处分、被盗\被毁等风险。故丁相对丙善意取得该电动车。再假定，丙在丁之前先行占有了该车，那么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了：继丁成为丙的相对善意人后，丙又成为丁的相对善意人。因为:1.在丙现实占有该车之前，丁已经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取得了该车的所有权，且甲是基于丁的意志占有该车,2.受让人丙不知该车为丁所有、甲是无权处分，一直处于善意第三人的状态。同时,丁把已经属于自己的电动车交与甲和乙占有，应该意识到该车有被甲、乙无权处分、被盗被毁等风险。

　　二、所有权保留与占有改定情形下的善意对抗

　　所有权保留情形下的现实占有标的的善意第三人与占有改定情形下的形式上拥有标的所有权的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权利如何平衡和确认呢？这就需要对各权利加以限制。对权利的外在限制，不仅仅是出于维护空泛的“社会整体利益”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功利考虑，更是为了保护更多的权利和扩大权利的范围。

　　假设在案例一中，乙将电动车卖与丁，丁现实占有了该车，但须付清价款后方取得所有权,丙知此事后要求法院确认乙与丁的买卖无效，而丁主张自己是现实占有人，而且有能力也愿意将价款付清。法律应该维护丁对该车的占有权，进而维护其所有权。其一，无论乙、丁之间的买卖行为是否在甲、丙买卖行为之后，丁总是丙的相对善意人。其二，丁对该车的现实占有已经产生了公信力，在高效的经济生活中，很可能因为丁对该车的现实占有发生另一个“善意取得”的情况，引起基于丁的现实占有而出现的善意第三人与占有改定情形下的善意第三人丙之间的权利冲突，造成不必要的纠纷，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有悖民法的价值追求。

　　总之，在出现善意对抗的情况下，应该坚持善意取得的本质要求，选择更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静态和动态财产关系的处理方法，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最大可能地维护不特定当事人的——社会大众的利益，通过限制一定的权利而获得更多更重要的权利。

　　（作者单位：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
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责任保险与我国证券民事责任

李俊峰＊



目次



一、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责任保险的法律内涵

二、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责任保险在中国现阶段的效益分析

三、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责任保险本土化的建设性意见




证券市场自诞生之日起，证券违法行为就如影相随，挥之不去，就连当今金融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相当完备的国家也概莫能外。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调查局以及该国证券管理部门和有关专家估计，美国每年仅在投资领域发生的诈欺行为就涉及金额在100亿到400亿美元之间。[1]与美国相比，中国证券市场的资金规模无疑要小很多，但是目前在中国的上市公司当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证券违法行为，无论从其涉及金额占整个国内证券市场的比例，还是从其对本国资本市场的破坏性来说，恐怕都要比美国来得严重。证券违法行为之所以愈演愈烈，与违法行为的平均机会成本畸低有重要关系。因此，借鉴他国经验，对证券违法者课以严格的民事赔偿责任，对受害者给予合理补偿，既是维护公平正义、维系公众信心的要求，更是保证我国证券市场乃至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2]当前，法学界对证券民事赔偿责任的性质、构成要件、计算方式的讨论正趋热烈而深入，有关法院已经开始受理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批上市公司、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和在其中任职的管理者将面临巨额的民事赔偿责任。然而届时非常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违法机构已经把从证券市场募集或骗取的资金挥霍殆尽，而机构管理者个人的财力有限，胜诉的投资者手握一纸无从执行的判决书，成为实际上的败诉方。

如何在维护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完备对证券投资者的实体权利救济，最终体现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的价值?人们想到了保险。 王保树教授认为，国外的董事责任保险值得引进，即由董事等向保险公司交保险费，待董事赔偿责任发生时，除因董事故意行为所致外，由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3]2002年1月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9条规定：“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经股东大会批准，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 保险业反映神速，短短16天后国内第一个“公司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就由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丘博保险集团合作推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成为该险种的首位被保险人。不久，国信证券红岭中路营业部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签订“券商责任险”，成为我国首家为客户投保该类险种的券商。[4]据介绍，今后该营业部的客户在投资过程中时，如因券商工作人员疏忽或犯罪分子利用伪造、变造的相关单证、身份证件而遭受损失时，都将获得中保公司的赔付。另据报载，2002年3月25日，湖南部分会计师事务所与人保公司签定“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协议，约定各参保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向保险公司交纳十万元以上的保险费，一旦发生因会计师疏忽、过失等造成赔偿的事件，保险公司将付出单次最高500万元，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赔偿金。这一系列事件引来好评如潮，许多人认为责任保险的引入为证券民事赔偿提供了“保险”，为保险业拓展了商机。但是同时也有人担心，由上市公司来为董事责任险投保会导致公司的决策者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不对称的逻辑结果，这会使资本市场和股份公司本身所应有的财产制衡与利益制衡双重弱化，成为制约我国企业家市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5]

责任保险对于我国的证券、保险行业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法学界对其鲜有深入评介。因此，有必要对职业责任保险在西方发达国家语境下的的法律含义进行分析，然后结合我国本土法律环境资源和上市公司的发展现状评估引入上述各类责任保险的实际效益，以期得出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设性意见。



一、 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责任保险的法律内涵



职业责任保险(Professional Liability Insurance)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涵盖面十分广阔的保险类别。其中，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责任保险（Directors＆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可谓是职业责任保险项目下最重要的子险种之一。这种保险形式的重要性之所以日渐提升，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有关案件的赔偿中，除公司、个人之外引入了第三方力量。该险种的险费通常由董事及高级管理者供职的公司（也可能是其他形式的营利或非营利组织，下同）负责缴纳，保险合同的承保方式、理赔方式、费率厘订等具体事宜因保险公司和投保公司的不同情况以及当地法律的具体规定而有所差异。但是就其总体特征而言 ，对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责任保险可以定义为：当董事及高级管理者任职期间因被指控工作疏忽（Negligence）或行为不当（Misconduct）(其中不包括恶意、违背忠诚义务、信息披露中故意的虚假或误导性陈述、违犯成文法的行为)而承担赔偿义务时，由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限额内支付保险金的保险形式。例如，投保了该险种的M公司的董事A对于其公司某项产品的市场前景作出过于乐观的公开评价，M公司的股东B于是向经纪人撤销了出售M公司股票的通知，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该项产品的质量非常糟糕，M公司股票价格大跌，B遂向法院提出指控，要求A承担不实陈述的赔偿责任。如果诉讼中能够证明如果A的陈述是善意的，那么A的赔偿责任将可以由保险公司赔付。此外，如果董事及高级管理者与其所在公司约定在特定情况下由公司代其承担赔偿责任，但公司无力代为赔偿或者该约定为法律所禁止时，保险公司也可以根据约定代投保公司对其赔偿。这些赔偿的范围包括损害赔偿金、判决书确定的金额（不含罚金、罚款和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和解赔偿金，以及相关的调查、指控、辩护等诉讼程序所需之费用。保险受益人并未特定为公司股东，因此，凡是对公司及承担其连带赔偿责任的个人享有一定原因所产生之债权者，皆可为保险受益人。

保险公司的赔付的前提条件是董事及高级管理者必须履行以下义务：

遵章守法-------遵守公司章程及附则,遵守有关法令；

忠实------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

勤勉------需以一个理性人在同样情况下可能采取之行为方式行为；

善意??董事及高级管理者应在全面占有信息的基础上善意行事。

无论是个别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还是全体董事，无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只要违反上述义务，或者从中获取不法利益、好处、酬劳，或者是蓄意、欺诈或犯罪的行为其所导致的对公司股东的经济补偿只能由其个人承担。另外，有的保险条款还对人身损害、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等作出了特别排除。不过，保险公司有义务支付董事及高级管理者为对指控其非法牟利和欺诈而进行辩护所需的费用。另外，如果被保险人对某一可能遭受的损失在投保之前就已经知晓，那么该损失就不在赔偿之列，这被称为“已知损失不赔原则”（Known Loss Doctrine）。但是，从美国各法院在运用这条规则的情况看，具体的标准和判决结果差别也很大。例如，有的法官认为，已知损失不赔原则并不必然适用，除非被保险人投保伊始就对第三人的损失负有损害赔偿责任。[6]

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责任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的义务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定，即通知义务。与一般保险法意义上的通知义务有很大不同，它要求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如果注意到有理由预计可能引发索赔的事实和情况是，应当将这些事实和情况、预计发生索赔的理由、涉及的当事人等充分的细节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随后若果真发生如被保险人统治的索赔请求，则该请求视同在通知时发生。[7]也就是说，被保险人在履行上述通知义务后，即使索赔请求实际发生在保险期间逾期之后，保险人仍将提供保险。美国的判例法表明，内容模糊、概括的通知不能视为有效的通知。[8]有些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约定了为期一年的延展通知期间（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在此期间内通知的索赔请求如果是针对保险期间届满之前被保险人的不当行为提出的，则仍属保险范围。有的保险公司规定保险期间有一定的溯及性，有的甚至规定只要保险合同存续，董事及高级管理者任何时候的不当行为均在保险之列。

此外，有的保险公司对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责任保险的内容进行扩充，开办了多种二级子险种，主要包括：

(1)非盈利组织保险 (Non-Profit Edge) 该险种不仅保护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而且保护该组织所有的受托人、志愿者、雇员(是否领取薪水在所不计)，该组织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同时，还包括该组织自身(在一般的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责任保险中，公司仅是投保人，但不是被保险人和受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