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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加强检察干警道德修养的借鉴意义

河南省修武县检察院 黄秋玲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民族，在依法治国、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需要社会主义道德的支撑，更需要具有高素质的、极富道德精神的专业化的检察队伍，来全面推进检察队伍建设和人民检察事业的新发展。高尚的道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得益于后天的修养。因此，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对于加强检察干警的道德修养，造就新时期的优秀检察队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 励志竭精，始终不渝
儒家认为：人贵有志，凡人皆需立志，而立志在于得道。立志，即树立人生的远大理想。孔子曾说：“士志于道”、“不患无立，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孟子也曾提出“尚志”的主张。他们认为：一个人确定了志向就要坚定不移，要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坚定人格。可见,立志是道德修养的第一步，它可以激发一个人的顽强意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使一个人的道德理想持之以恒，并经过长期艰苦的自觉磨练，坚韧不拨、百折不挠，从而达到实现理想的境界。
古今中外，大凡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多是在立志坚定的道德修养上有所诣的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诸葛亮，热情倡导人们要“重大志，修人品”，“恢弘志士之气”，力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平庸”。他辅佐刘奋，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死而后已，成为一代豪杰。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提出“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并把“以天下为己任”、“牺牲个人以利社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和道德理想，激励自己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使自己从一个普通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如朱德、贺龙、陈毅等同志都是从追求新的时代的道德理想开始，不惜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优越条件，甘冒牺牲生命的危险，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写下了美好而壮丽的人生篇章，为后人所景仰。
当前我国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作为新时期的人民检察官，理应继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我们永恒追求的检察事业中去。对每一位检察人员来说，立定志向，为检察事业献身既是法律上的要求，也是人生价值的要求。检察事业的各个岗位呼唤的是那些有抱负有理想的人，需要的是那些励志竭精，始终不渝为之奋斗的人；而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目光短浅的人最终将被时代所抛弃。
二、乐为知耻，修正错误
儒家认为，一个人不但要“立志”，还要乐为知耻，把完善修炼变为自己生活的内在需求和情感寄托，把志向变为“好乐”的行动。做人既要知道有所为，又要知道有所耻而不为，注意“行已有耻”。要“守死善道”、“死而后已”，不论遭受任何挫折，都要经得起考验，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贞气节。
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乐为知耻”、“知错必改”的模范人物：唐太宗李世民有知过必改、善纳忠言的美德，毛泽东更是说出了“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这句至理名言为后人传送。
当前，把“见善必迁，知过必改”的善德作为检察官成就事业的必要条件尤其重要。一方面要执著追求自己的理想，立场坚定地为党工作、为人民谋利；另一方面还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大无谓革命气慨，做一个憎恨假、恶、丑，弘扬真、善、美，堂堂正正的为人民所信赖的“清官”。
诚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利益驱动和资产级阶腐朽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等“洪魔”冲击着人们的人生观，这种形势给每位检察干警都带来了更艰巨、更严峻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在多样化的道德取向中，必须牢固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一方面牢牢守住自己的心理防线，知道自己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处处以大局为重，严格按党纪、政纪和检察纪律办事，不越雷池；另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抛弃个人和小集团私利，清除意识中的邪恶念头，，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去实现个人的美好人生精神境界。
三、 严于律己，率先垂范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就怎样搞好政治这一问题，在回答鲁国宰相季孙时曾高度概括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熟敢不正？”意思是说，要搞好政治，官员自己要作出榜样；正人者以身作则，品行端正，执法守法，又有谁敢犯法越轨呢。他还说：“克己复礼为仁。”“其身正，不令自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也讲：“其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所谓正己，表现在思想上就是“和而不同”、“泰而不骄”；表现在言语上就是要“言必有中”、“时然后言”（该说时再说）；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表现在取财问题上就是“见得思义”、“见义后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为政者“正大光明谓之政，国泰民安谓之治”。政是治的条件，治是政的结果，两者不能偏废。在我们国家，检察机关担负着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的重任，实施法律监督职权。检察人员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重要的是从自己做起，应要求自己品行端正、严于律己、以德服人。由于我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国家，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等级观念残余不可能完全消除，容易使个别的检察干警觉得自己超人一等，从而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他们只知道用法律的镜子去照别人，而不知道照一照自己，执法犯法，甚至贪脏枉法，结果往往害了别人，也毁了自己。
一般来说，当“正人”不涉及到自身的利益时比较容易；而“正己”则相对来说要难得多，因为这要时时、事事、处处以法律和检察纪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往往会触及自己的利益。正因如此，我们要从学习儒家的“正己”思想开始，以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为理念，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谋特权和私利，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率先垂范，时时刻刻以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严格要求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使我们的检察工作全面地服从和服务于全党的工作大局。
四、 自重自省，防微杜渐
儒家认为，一个人要慎重选择自己的行为，经常对自己的言行做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评，要知错就改。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就是要积极主动地做自我检查，经常反躬解剖，省察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儒家还主张，人对自己的缺点要像攻击敌人那样毫不留情；对别人的缺点，则取宽容谅解的态度；而一个人要及时改过，还要“自讼”，即对自己的不良思想和行为，要勇于揭露，并经常自觉地与之作斗争，进而克制它，使自己的言行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都说明了不断提高自身修养的关键在于自己，即“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由于封建思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因此我们在进行道德修养时，既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不断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影响，在自己头脑中加强自我监督意识，在各种环境中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境界，逐步地培养起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还要以儒家的“内省”、“自讼”提高自身素质，要察过迁善，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客观冷静地对自己的行为、道德进行评判，公开或在内心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省检查自己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的行为表现。此外，还要做到当看到别人的优点时，就向他学习；当发现他的缺点时，就先看自己是否也有同样的缺点，找出不足加以改进，使错误行为防患于未然，不能固执己见，这样不仅不“丢面子”、“失威信”，反而会增加威信，赢得尊重。
五、 忠实守诚，实事求是
孔子认为：只有对人做到“言中信，行笃敬”，才能使别人在心理上消除对自己的疑虑和偏见，才能在社会人群中“立”得住、“行”得通。所以，修身之道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要守一颗诚实之心，这也是成就事业的根本点和原始点。荀子发扬和继承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而且将行为上的自诚自明当作大仁加以弘扬，提出了“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和“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桥然刚折端志而无倾侧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的修身之道，他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道德修养和教育方法都提出了大量精辟的阐述，他重视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人的气节操守。
检察事业需要忠心耿耿的实干家。做为人民的检察官，应将忠实作为自己的职业本色，忠实于党和人民，忠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忠实于法律和事实。忠实守诚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真理，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现实中有的人错误地认为老实人没出息，其实，真正的老实人是最聪明的人，这些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为社会做着实实在在的贡献，是真正的有道德修养的人。毛泽东同志曾经对“老实人”有这样的评价：“马克思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一切尊重科学和客观事实的人都是老实人。”那些善于耍“小聪明”，什么事不会办、什么事不愿办、什么事办不好的人，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六、勇于实践，表里如一
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好坏不在于他的言辞如何，而在于他的实际行动，即内在修养最终要落实到“践行”上，这是儒家的又一个道德修养观点。孔子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而观其行”、“力行近乎仁”，如果一个人只是花言巧语，夸夸其谈，而不进行实践活动，那就违背了仁。孔子讨厌那种表里不一的两面派，嫌恶那种讲空话、大言不惭的空谈家。他主张：“言必行，行必果”，“敏于事而慎于言”，一个人如果只有口头上的知识，能言善辩，而没有行为上的表现，那是最可耻的。
道德品质具有知行统一之特点，道德修养是一个在社会实践中反复磨练，逐步完善的过程。人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发现自己头脑中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和错误行为，体会道德行为的意义，从而产生纠正错误的要求和确定自己修养的方向与目标，自觉努力进行道德修养。其次，实践检验人的道德品质水平，且道德品质也只有在实践中磨练，才能转化成稳定的具有个人特征的行为习惯。
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职业实践，是每一位检察人员加强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检察人员在形成良好职业道德的过程中，离不开生动的社会实践，离不开自身的主观努力和自我修养，因为宏伟的事业是靠实实在在的、微不足道的、一步步的实践积累获得成功的。检察事业任重而道远，一个只说不做、纸上谈兵、议多而行少的人最终难成大事。
当然，任何现实工作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从事检察工作难免会遇到暗礁和险峰。因此我们不但要肯干、会干、能干，而且还要敢于面对风险和挫折，要善于运用智慧处变不惊，化险为夷，努力用自己的实际行为，为检察事业作贡献。
时代的车轮督促着检察官前进的步伐。每个检察人员都应在不懈追求道德理想的过程中鞭策自己向真、善、美前进，在轰轰隆隆的职业实践中发扬改革创新和争创一流的精神、无私奉献和拼搏奋进的精神、只争朝夕和团结参与的精神，真正树立起“政治上坚定、思想上清醒、业务上过硬、作风上廉明、行动上自律”良好形象，使深受人民欢迎的社会主义检察职业道德在我们的队伍中蔚然成风。


试论“非转农”在解决地震建设资金缺口依法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中的作用

四川琴台律师事务所主任、致公党成都市法工委副主任　牛建国
四川琴台律师事务所理论研究员　常倜

序　言

自２００４年２月出台《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以来，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工作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逐步推进。实践证明，城乡一体化让农民得到了实惠，为企业发展争取了空间，为政府公益事业争取到了资金，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然而自打它诞生那一刻起就伴随着激烈的争议。尽管如此，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仍然批准成都市与重庆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时过境迁，这个“试验区”与过去的“特区”已毫无可比性。从批准机关的层级来看，中央也是进退有度的。让你试，试出成绩是中央的，试错了责任则在地方政府，所以“试验区”批文绝不能当作“尚方宝剑”使用，2008年成都市1号文件尴尬收场便是例证。
笔者认为，城乡一体化中心工作是盘活农村土地，具体措施是“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之所以有钱补助农民、加大政府财政积累是因为城乡一体化程序中省去了农用地转用审批和征收程序，而这些措施却为现行法律法规所明令禁止，这便是矛盾集中之处。全国其他城市也在进行类似的试点，但农用地转用审批和征收程序成为地方政府挥之不去的屏障。
在“冲撞”中央政策无效后，笔者提出利用地方政府掌握的“户口审批权”，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和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逆向”建议－“卖农村户口”。
由于这仅是个建议，在有人“买”的情况下如何“卖”则可由政府根据情况确定“卖”的条件。可以是金钱，当然也可以是投资或者其他什么条件。
笔者现以成都市为例，说明“非转农”在城乡一体化及筹措农村建设资金方面的作用。

一、成都市当前土地政策

除了执行土地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及配套法规外，成都市目前针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依据是２００４年２月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及随后陆续发布５０多个配套文件。执行这些文件的副作用是造成大量“小产权”房。2007年7月，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出台了《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规定，集体建设用地可以进入市场公开出让，宅基地也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联营、出租等方式流转，集体土地流转方式向自由流转靠拢。《办法》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程序、范围、方式、年限及限制等方面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土地流转走向了政策层面。继之，2008年2月，成都市又出台了《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即著名的2008年1号文件。该文件提出：“明确农村房屋产权，确认农村房屋所有权，核发房屋所有权证，支持农村集体所有的未利用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政府支持农村集体土地进行承包经营权流转，建立在这之上的房屋也将逐步核发统一的房屋所有权证。
在“5•12”地震发生以后，成都市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和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又联合发出了《关于重灾区农户灾毁住房联建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成统筹[2008]93号）。该《通知》对于农村集体性质土地产权的规定又有重大突破：农户与联建方共同向市(县)国土资源局提出土地登记申请，市(县)国土资源局对农户的原宅基地使用证进行变更，为农户自住用地发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用途为住宅；为联建方使用的剩余集体建设用地发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用途为非住宅(包括商业、旅游业、服务业等)，土地使用年限参照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年限或自行协商确定。

二、抗震救灾资金缺口及企业资金缺口

由于前些年群众对高房价的对抗情绪，加上今年物价上涨的因素，中央逐步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先是直接要求银行对房地产企业贷款（间接融资）严加控制，但效果不太明显，于是又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直接冻结银行流动资金，继而连续提高利息。几年前的严控房地产企业上市、发行债券（直接融资）等措施继续维持并严格执行。这些措施加大了企业的融资成本，缩减了企业融资渠道，调控效果逐步显现。以至于在成都市出现了房地产企业手机广告满天飞的情况。但成都人的购房热情并无太多衰减，地产商的优惠尚处于“小步慢跑”的阶段，并无生存压力。
但意想不到的“5•12”地震几乎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住房观念，人们不再以住高楼为荣，时不时出现的余震甚至让人们产生安全方面的担心。人们突然之间捂住了自己的钱袋子，出现了大量的退房纠纷。开发商面临着“前无去路”（融资手段用尽，销售无望），“后有追兵”（材料商、建筑商、退房潮等大量支出）的境地，一系列问题迎面而来：在建工程停工、投资放缓，货币流通速度锐减。对于政府来说流转环节税收相应萎缩，政府面对的还有开发商退地的可能。
房地产企业“缺血”只是企业资金紧张的一个侧面，实际上生产型企业（传统第一产业）也面临宏观调控的压力。有的企业去年年底落实的银行贷款到本文成稿时也未落实，一时间，企业间流传着“现金为王”的说法，伴随着日益飞涨的物价也在所不惜。毕竟，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地震的发生，对于成都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成都市在地震中损失惨重。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成都市地震重建资金至少需要１５００亿元以上。成都市、县两级财政重建资金缺口高达数百亿元。为了筹措重建资金，成都市出台了《成都市市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压缩机关办公经费，甚至卖掉新办公楼，但仍不能从根本上封堵巨大的资金缺口。

三、城乡联建的法律风险

为了调动民间参与震后重建的积极性，成都市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和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重灾区农户灾毁住房联建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成统筹〔2008〕93号）。《通知》规定允许农户与城镇居民以协议形式联合建设房屋，对联建的房屋中属于农民的部分办理住宅产权证，对于联建方则将土地用途规定为非住宅(包括商业、旅游业、服务业等)。该政策出台后，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吸引了一批有意向的个人和单位与村民签订一批联建协议。但该政策同样引发了民间热议，有人说这是成都地方政府借用地震“机遇”变相推行与以前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曾经实施但被中央政府叫停过的政策，是地方政府挟抗震救灾的民意对中央政府的“讹诈”。但我们认为，在联建过程中，农民在宅基地建设的住宅只要没有超过规定的标准自无不妥，问题是联建协议毁约的后果应当引起足够注意，以防新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发生。
我们分析认为，联建协议在地震重建初期毁约的风险不大，大家彼此需要，各取所需，理应相安无事。但重建深入后，随着联建项目的增值日现，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完善将必然导致纠纷的产生，最终办法当然是诉诸法院，联建协议此时无疑会成为法院审理焦点。由于国家法律对农村土地限定了“三种用途”，即兴办乡镇企业、村民建设住宅和兴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国务院对此也三令五申，还严格规定了乡镇企业的范围、宅基地的使用条件，而联建并不属于规定的“三种用途”。法院通常会认定联建协议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进而判定其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因无效协议取得的财产各自返还或者作价补偿，因为联建工程在农民的宅基地上进行，不动产按法律规定应归属农民所有，而农民则被判决返还联建款。幸运的联建方或许能够取回投资成本，而不幸运的则可能取不回投资成本。因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流转，由于农村特定的风俗，宅基地拍卖几乎无法进行。说到底，即使联建方胜诉，法院受理的执行案件也将无法善终。

四、“非转农”的可行性

“非转农”的根本问题在于：城市居民是否意愿到郊区去当农民？与省内其他城市相比，成都市有三环路、环城高速以及到各区县的高速公路，市区到郊区的道路四通八达。市区堵车也导致从郊区到工作地点几乎与城市区间流动没有什么时间差别。再加郊区农业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园艺产业的发展，使得郊区变得不但清静而且环保，郊区成了城市居民向往的生活区域，在郊区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自留地”和住宅则更是梦寐以求。《关于重灾区农户灾毁住房联建等有关事项的通知》下发后，很多城市居民与农户签订联建协议很好地说明这一现象。但如前所述，联建协议联建各方之间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永远只能产生债权关系，产生不了物权关系，联建方的远期权利存在着无法保障的风险。现有的土地政策也严重制约了城乡统筹发展，禁锢了农村土地的活力发挥，但是放开土地自由流转又很容易面临合法性危机。如何解决这个二难问题？
我们认为，从立法精神和国家政策的导向入手或许能够寻找一些新的思路。事实上，国家并非禁止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而是禁止其流转用于“三种用途”之外的非农建设。立法目的主要是担心放任土地流转将会导致农村土地流失，农民的生计失去保障。因此，《土地管理法》禁止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向城市,而对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并无严格限制而且鼓励。成都市的“土地新政”愿望虽好，但毕竟太过“直线”而显得有些“冒进”。改革的措施如果公然违反法律的强制的规定，改革者压力就会越大，风险也会越大。就是说，锐意革新无论多么理直气壮，绝不能硬闯“红灯”，但可以另辟蹊径迂回于小巷。
就集体土地流转这个问题而言，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路，突破口也许可以集中在对流转主体的控制上。这就是：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成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流转关系的先决条件。城市居民要想成为流转主体，必须先完成落户农村的身份转变。这样，土地使用权的转移是由农民到农民的闭合流动，自然也就不存在对国家法律的“顶撞”情形了。这个思路之所以说成是“逆向”，是因为大家眼睛都在盯着农村土地，想着法的与中央“对着干”，结果是“趴在玻璃上的苍蝇－看似前途光明却没有出路”，而反过头来，把市民变农民再与当地农民之间流转土地经营权却不为法律所禁止。
那么，市民如何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我们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政策属于国家，但户口决定权却在地方政府手里。目前有关农民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法律上没有作统一规定，但这却是现实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四川省曾经对此予以界定。《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2005年版）第八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常住人员，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本集体经济组织出生且户口未迁出的；（二）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且户口迁入的；（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办理领养手续且户口已迁入的子女；（四）其他将户口依法迁入，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农户代表的同意，接纳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但在修订后的《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2007年版）中不知何故删除了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的规定。与此同时，其他省份如山东等地仍有类似的规定存在。据查询，成都目前尚没有这方面的地方立法。为此，笔者建议充分利用成都作为省会城市的“准立法”权，尽快制订地方法规，对成都市范围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农民的定义以及身份取得方式予以规范。根据《立法法》规定，该法规提请省人大批准后即可生效。在法规制订前，成都市政府可先行作个别规定。这些规定应当包含实施范围（地震灾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界定及身份取得程序等内容。这些工作完成后，成都市可下发指导意见，规定“非转农”的基础条件。在具备基础条件后村民会议方可召开，进行表决，制作会议记录，再履行户口转移手续，从而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五、“非转农”后“新农民”的权利行使方式应予变通

“非转农”实施后，必然产生一批“新农民”。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比如，村民自治权利的行使有无限制，本人及子女就学就业如何落实，“新农民”政治权利的行使方式如何确定，“新农民”有无户口回迁的选择权等问题均需作出详尽安排。鉴于本文仅是个建议，尚不能确定是否被采用，对此开展深入研究的时机尚不成熟，故我们未作进一步的研究。但如果本建议被采纳，则“非转农”的政治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以前都是“农转非”的单向流动，“非转农”后形成的双向流动格局则意味着消灭了对农民的歧视，才能说明城乡差别正在逐渐缩小，原城市市民与新时代的农民杂居也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当然，这种模式也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眼前来说，则能解决很多震区农村住房建设资金的问题。
（作者电邮：niujianguo@yahoo.cn）


附：执笔人简介

牛建国，男，法学学士，法律硕士，中国法学会会员，四川琴台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致公党中央“抗震救灾”专家小组成员，致公党四川省委联谊委员会成员，致公党成都市委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曾发表《5•12地震引发的若干法律问题解决之道》（《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19期，《人民检察报》）、《非典疫情呼唤紧急状态立法》（《律师世界》2003年第9期）、《民事诉讼证据疑难问题适用》（《中国律师》2004第3期）、《蝉请黄雀灭螳螂》(《律师与法制》2005年第3期)、《控方的证据助我成功》（《律师与法制》2004年第3期）、《论竞业禁止》（《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9期）等学术论文及办案心得文章，著有《名律师办案纪实－决战劳动诉讼》（即将出版）。

常倜，男，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硕士，四川琴台律师事务所理论研究员，曾发表《中国电子警务建设的缺陷与完善》（《财经政法评论》2007年第1期）、《对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思考》（《财经政法评论》2007年第3期）等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