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北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北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3年9月26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3年9月26日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1号公布）
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对《河北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九条第（四）项修改为：“有两名以上持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职业指导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的专职工作人员；”
二、第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条件的予以批准；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说明理由。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三、第十四条第（六）项修改为：“承办跨地区劳务输出、输入业务；”
四、第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用人单位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招用人员，应当交验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成立批准文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五、删去第二十二条。以下各条按顺序前移。
六、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四条，第（六）项修改为：“为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按照每介绍一人处以五千元罚款，并吊销其《职业介绍许可证》；”
七、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修改为：“发布虚假的用人信息的，责令改正，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第（四）项修改为：“招用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限期送回原居住地，并按照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予以处罚；”
八、第三十条改为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审批手续，未按规定办理用工备案和社会保险手续，未依法对职业介绍机构和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给职业介绍机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决定自2003年11月1日起施行。
《河北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附：河北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2003年修正本）
（1999年5月27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3年9月26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北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序流动，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者求职择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和职业介绍机构从事职业介绍的活动及其场所的总称。
本条例所称用人单位，是指我省境内的各类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及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国家机关、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劳动力市场求职择业、招用人员以及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条 劳动力市场应当依法运行，遵循自由择业、自主用人、平等竞争、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按照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要求，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依法实施宏观管理。
劳动力市场公益性公共建设所需经费，以同级财政部门核拨为主，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多渠道共同筹集。
第六条 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人民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劳动力市场的主管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公安、财政、物价、税务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做好劳动力市场管理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劳动监察工作，依法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同订立及履行、社会保险金缴纳及给付、劳动保护及福利待遇等情况进行经常性监督检查，查处违法用工、违法中介等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取缔非法的劳动力交易场所，维护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
第二章 职业介绍机构
第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包括：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乡级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设立的公益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
（二）其他组织和个人设立的公益性或者经营性职业介绍机构。
各级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大力发展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
第九条 申请设立职业介绍机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当地劳动力市场发展规划；
（二）有符合规定的名称、章程、业务范围和管理制度；
（三）有与业务规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和开办经费；
（四）有两名以上持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职业指导人员资格证书》的专职工作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设立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持有关证明文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后，从事职业介绍活动。
设立经营性职业介绍机构，除履行前款规定的手续外，还应当依法到工商、税务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企业、税务登记手续，方可从事职业介绍活动。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条件的予以批准；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说明理由。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更名、迁址或者停办，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审批部门申报，由原审批部门换发或者收回《职业介绍许可证》。经工商、税务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第十二条 《职业介绍许可证》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统一印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转借、转让。
第十三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做好《职业介绍许可证》的年度检验工作，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按规定接受年检。
第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下列服务：
（一）收集、发布劳动力供需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提供劳动政策和法律咨询；
（二）为求职者进行求职登记，推荐用人单位；
（三）为用人单位和城镇家庭进行用工登记，推荐求职者；
（四）组织、指导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洽谈；
（五）指导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依法订立劳动合同；
（六）承办跨地区劳务输出、输入业务；
（七）提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服务。
第十五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发挥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的主渠道作用，除提供前条所规定的服务项目外，还应当提供下列服务：
（一）受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委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劳动者保存档案，提供劳动事务代理服务；
（二）为特殊困难的就业群体免费提供择业求职服务；
（三）根据国家规定开展台湾、香港、澳门和境外就业服务；
（四）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委托的其他工作。
第十六条 职业介绍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按照省财政、物价部门的规定执行。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公开收费项目和标准，接受监督。
第十七条 职业介绍机构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的劳动力供求信息；
（二）为劳动就业证件不全的求职者和证明文件不全的用人单位进行职业介绍；
（三）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职业；
（四）介绍求职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
（五）采取欺诈、胁迫或者暴力等手段进行职业介绍；
（六）超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的业务范围进行职业介绍；
（七）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求职与招用
第十八条 凡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均可持居民身份证及有关劳动就业证件，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择业。
省外劳动者须持户口所在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发放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进入本省求职择业。
台湾、香港、澳门和境外劳动者进入本省求职择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求职者应当如实向职业介绍机构和用人单位提供本人的健康、年龄、文化程度及接受职业培训等基本情况和相应的证明材料。选择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职业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招用人员，应当交验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成立批准文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城镇居民家庭通过职业介绍机构用工，应当交验本人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
台湾、香港、澳门和境外用人单位在本省招用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向社会公开招用人员，应当公布招用简章。招用简章应当如实介绍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写明招用岗位、工种、数量、用人条件、用工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等内容。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发布虚假的招用简章和用人信息；
（二）招用劳动就业证件不全的求职者；
（三）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四）对女性求职者实行性别歧视；
（五）招用求职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
（六）招用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求职者在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职业的工作岗位就业；
（七）收取报名费、定金、保证金、抵押金等费用，扣押各种身份证件；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三条 求职者或者用人单位可以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求职或者招用人员，也可以选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求职或者招用人员。
用人单位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招用人员，必须和被招用人员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并在劳动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到用人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办理用工备案及社会保险等手续。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按时支付劳动报酬，提供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取得或者伪造《职业介绍许可证》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责令停止活动，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涂改、出租、转借、转让《职业介绍许可证》的，收回证件，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三）年检不合格继续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四）提供虚假劳动力供求信息的，责令改正，退还收取的费用，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五）为劳动就业证件不全的求职者和证明文件不全的用人单位进行职业介绍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按介绍人数处以每人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六）为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按照每介绍一人处五千元罚款，并吊销其《职业介绍许可证》；
（七）介绍求职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按介绍人数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八）采取欺诈、胁迫或者暴力等手段进行职业介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九）超越批准的业务范围进行职业介绍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十）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的，由财政、物价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情节严重的，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发布虚假的用人信息的，责令改正，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用工备案、社会保险等手续的，责令限期补办手续；拒不补办手续的，按其未办理手续人员总数月工资的一倍至二倍处以罚款，直至补办手续为止；
（三）招用劳动就业证件不全的求职者的，责令改正，并按招用人数处以每人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招用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限期送回原居住地，并按照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予以处罚；
（五）招用求职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的，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按招用人数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六）招用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求职者在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职业的工作岗位就业或者收取报名费、定金、保证金、抵押金等费用的，责令清退、退还，并按招用人数处以每人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求职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提供虚假证件或者证明材料就业的，用人单位可以辞退；给用人单位或者职业介绍机构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职业介绍机构和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还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审批手续，未按规定办理用工备案和社会保险手续，未依法对职业介绍机构和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给职业介绍机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给职业介绍机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准确把握刑事立法意图
苗 勇
本文的题目是由以下案例所引发的。2000年9月，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以“某某市天地土石工程队”的名称，向某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开业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但一直未按规定向税务机关申办税务登记及报备有关资料，也未建立帐簿。2000年10月间，刘某某在承接某某市某某镇土地整理过程中，共取得工程款479万余元，且结算工程款均使用收款收据。刘在收取工程款后从未申报纳税，从中偷逃应纳税款计27.3万余元（其中单项营业税款14.3万余元），偷税数额占应纳税款的100%。
这是一件事实十分简单的案子，却引起了激烈地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对偷税罪的客观行为作了明确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而刘的行为，由于是个体经营，未按规定建立帐簿，也未进行税务登记，与《刑法》规定的上述三个手段，没有一个相符。故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对刘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刘的行为显然构成偷税罪。按照当然解释（当然解释，又称勿论解释或自然解释，是指刑法规定虽未明示某一事项，但依逻辑或者事物属性的当然理由，将该事项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①举轻以明重，刑法对某一事项未有明确规定，但该事项与刑法明确规定的事项具有同样的属性且程度更为严重，因而当然适用刑法明确规定的事项。刘某在经营中,既未按规定建立帐簿，又不进行税务登记，显然比刑法规定的三种行为情节要严重得多，因此,对其应偷税罪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也就是对刑法规范怎样进行解释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必须将解释方法统一起来，用一种科学的解释方法，来准确地把握刑事立法意图，这样才能正确地适用法律。
关于法律解释的方法，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当代各种解释方法，可以追溯到12世纪开始的罗马法复兴时期。罗马法复兴初，产生了注释学派。这一学派采取条文注释的方法，对《国法大全》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罗马法复兴高潮时期，评论法学派兴起，他们已不限于对罗马法本身的研究和理解，而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把罗马法的材料综合起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并把罗马法的原则和制度适用到各种社会关系中去，从而把六七百年以前的罗马法转化为当前适用的法律。②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人文主义法学派兴起。这一学派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着重研究罗马法的本意和历史沿革关系。他们的功绩是恢复了罗马法的全貌，准确地探索罗马法的原意和适用性，在罗马法中注入人文主义的精髓，建立一个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法律体系，以适应欧洲各民族国家正在发展的新型的商品货币关系。③
继承上述传统，现在对刑法解释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一是教条式地理解刑法规范。纯粹从字面来解释其含义，不能“越雷池一步”。关于这种方法的典型阐述，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的观点：“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④其实，这种见解并非贝卡利亚的独创，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类似的看法。公元前454年，古罗马颁布了《十二铜表法》，实施的初期对其解释采取严格解释原则，即解释者只能就该法的条文作严格的字面意义上的说明与注释，不得对条文进行丝毫超出其字面含义的解释。罗马法学家盖尤斯在他的著作《法学纲要》中记载，由于《十二铜表法》第8表节第11条规定：“不法砍伐他人树木的，每棵处25阿司的罚金”，所以，当时有人的葡萄蔓被砍了，告到法官那里，他一定要说树木被砍；如果说葡萄蔓被砍，那他肯定要败诉。⑤以下是两件当代严格按字面解释来司法的案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曼利市发生了这样一件案子，70名裸泳爱好者在公共海滩一丝不挂出入人群，被视为有伤风化。市政府引据澳国1919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案》中的有关条款，在法庭上对70名裸泳者提起诉讼，要求禁止其行为并予以处罚。诉讼结果是市政府败诉。法官认为，《地方政府法案》中的条款仅指明游泳者“着装不当、修补不当、衣料透明等不文明行为”应禁止，并未指明赤身裸体完全不着装是否应禁止。市政府争论说，完全不着装可以理解为“着装不当”。法官断然拒绝这种解释，宣告市政府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⑥无独有偶，数十年前，英国也有这样一件怪案。一天，乔治在家闲得无聊，就想去附近的皇家空军机场看看飞机日常训练。他爬过铁丝网和障碍物，坐在机场跑道上观看天上的飞机。这时，一架飞机打算降落，飞行员发现跑道上坐着人，不得不将飞机拉起飞向天空。后来，乔治被送上了法庭。侨治认罪，但辩护律师说，乔治不应受罚，因为他没有违反《官方机密条例》的规定。该条例第三条规定：“不得在禁止区附近妨碍皇家军队成员的行为……。”律师巧辩道，虽然军用机场毫无疑问是个“禁区”，乔治也妨碍了皇家军队成员的行动，但他不是在“禁区附近”而是在“禁区里”做的事。条例第三条规定了“在……附近”，没有规定“在……里”，所以依据这条例规定是不能处罚乔治的。律师还提醒法官注意，英国是个法治国家，法无明文规定是不为罪的。这样，法官还真是为难了。⑦这可谓是“不折不扣”执法了，这样的“罪刑法定”原则过于迂腐了，根本不理会立法者的意图，死板、机械、教条，十分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
二是撇开法条本来的含义，纯粹用公正的原则来解释刑法。法律总是有不周延、模糊性和滞后性的缺陷的，因此，必须根据公正的原则来执法。英国著名法官丹宁是这一方面的典范，他强调：“如果我们不能做任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就会永远呆在一个地方，法律将停止不前，而世界上其他事情将继续前进。”为此，丹宁要求法官担任“法律改革的先锋”，他明确主张，法官要参与法律改革，而不能把改革仅仅看成是国会的事，法官只是执行法律而已。对此，他有个形象比喻，法律就象是一块编织物，用什么样的编织材料来编这块编织物，是国会的事，但这块编织物不可能总是平平整整的，也会出现皱折；法官当然“不可以改变法律编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当把皱折熨平。”他认为，法官在审案和判案的过程中应该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创立出与生活的步调相一致的新的、公正的判案原则。⑧为了寻求社会公正的司法而撇开法条，在中国古代也不为鲜见。清代名吏胡秋潮所著作《问心一隅》中，记载了一个他亲自处理的案例：城东章氏女许配给南邻李二为妻。尚未过门，李二因暴得风疾而疯癫不懂人事，并曾白昼持刀欲杀其父，后被其父锁禁。章氏得知情形，欲思退婚，终致讼。依据《大清律类例·户婚·婚姻》：“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婚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受聘财者，亦是。”司法官如何裁断这个案件，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依律维持婚约之效力，则对于章氏女来说未免太过残酷、不公平人道；判令解除婚约，又显与法律相违。县令胡秋潮最终的处理方案聪明地回避了上述矛盾：“章女之于李二，请待以三年。三年内疯病愈，则为李妻；不愈，则仍为章氏女。或守贞，或改配，听之可耳。”后来，不到一年，李二以疯病死，女改字他姓。⑨此类解释刑法的方法，其实是对刑法内涵的突破，完全超越了立法者的意图，与当代罪刑法定原则是直接相抵牾的，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也不宜提倡。
三是从刑法条文的字面来探寻立法者的原意。在权力分立的状态下，作为法律适用者的法官，其职责就是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从而实现立法者的意图，因为“对法规的理解不应该按法官们认为最好的见解，而应按照实际上通过法律的立法者们的意图。”⑩在实行罪刑法定的时代，刑事司法的依据，显然必须是刑法规范，必须是刑法规范所表达的内在的真实的意思。正如耶林于1877年发表的《法的目的》一书中说，法律乃是人类意志的产物，有一定目的，受目的支配，与自然法则以因果律为基础，有其必然的因果关系截然有异。故解释法律，必须了解法律究竟欲实现何种目的，以此为出发点解释法律，始能得其要领。⑾而立法目的，即立法意图，是必然以法律条文为载体表现出来的。但任何成文法都有不完善之处，“必须记住，无论一项法律什么时候被提出来考虑，人们都没有能力预见到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情况。即使人们有这样预见能力，也不可能用没有任何歧义的措词把这些情况都包括进去”，⑿我国刑法也概莫例外。1979年7月1日通过、1980年1月1日实施的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在实施中马上暴露出不足之处。从1981年6月10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到1997年《刑法》公布前，共出台了二十四部单行刑法，并且还制定了设有附属刑法条款的法律80余部。这些固然与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有关，但与1979年《刑法》的不成熟性密不可分。1997年《刑法》虽经反复论证，但仍有严重的疏漏之处。该法公布不久，侯国云、白岫云两位学者就撰著了三十四万多字的《新刑法疑难问题与运用——兼论新刑法中的矛盾与缺陷》一书，剖析了新刑法的许多问题。该法实施一年多，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公布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单行刑法。从1999年12月25日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三个《刑法修正案》，并对《刑法》第九十三条及挪用公款罪作出了立法解释。由此可见，刑法总是有不完善之处的，总是要通过合理的解释，才能进行正确地适用。这里所说的合理解释，也就是通过刑法规范的字面，准确地把握立法者的意图。例如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解释。司法实践中，对处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奸淫幼女，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就涉及到如何理解该条款中的“强奸”一词。不少同志认为，新《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强奸罪与奸淫幼女罪是不同种罪，因此，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奸淫幼女显然重于强奸，立法者不至于连轻重都分不清，因此，从立法意图上讲，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奸淫幼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200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正确地阐述了立法意图，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奸淫幼女的，应承担刑事责任（最近，“两高”联合作出司法解释，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将该罪归为强奸罪）。因此，从刑法规范的字面，来探寻立法意图，深刻把握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才能科学地司法。
从上可见，司法是离不开对法律解释的，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时代，解释的目的，既不能教条式的，这样有悖于社会公正；也不能强调实现社会公正而完全脱离法律进行任意解释，这是与法治社会不相符的。因为修改法律是立法机关的事，司法绝对不能介入。而是应当通过合理的解释，来准确地把握立法意图，惟有如此，才能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实现了社会公正。
回到开篇的案例，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因为这种观点较好地把握了立法意图。不建立帐簿，不进行税务登记，其性质显然要比《刑法》条文所规定的三种客观行为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立法者决不可能把相对轻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相对重的行为反而不构成犯罪。譬如，当立法者将故意轻伤害规定为犯罪时，那么，对故意重伤害无论有否规定，肯定也是一种犯罪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根据立法者对偷税罪规定的内在意图，刘某某的行为显然构成偷税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注释：
①⑾见李希慧著《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第129页。
②见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外国法制史》，第126——128页。
③网上资料，四川电大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本），《外国法制史》。
④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⑤参见周耕著《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3——94页。
⑥范忠信著《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⑦见一正著《西窗法雨》，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⑧⑿见丹宁著《法律的训诫》，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第13页。
⑨见2002年7月1日《检察日报》顾元文《从“援法断案”到“曲法伸情”》。
⑩德沃金（美）著《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2002年7月18日
（邮政编码：312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