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细则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细则
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3号
现发布《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 长 程安东
一九九五年十月四日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防汛抗洪工作，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在本省境内进行防汛抗洪活动，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防汛工作必须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方针，遵循团结协作和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
第四条 防汛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实行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的防汛岗位责任制。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参加防汛抗洪及抢险的义务。
第五条 防汛工作应保证重要江河堤防不决口，大中型水库不垮坝，主要交通运输和通讯干线不中断，城市基础设施不破坏；遇到超标准洪水时，应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把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第二章 机构和职责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设立防汛指挥部，负责指挥领导全省的防汛抗洪工作。地（市）、县（市、区）和有防汛任务的乡（镇）人民政府都应设立防汛指挥部。负责指挥领导辖区的防汛工作。
各级防汛指挥部在上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和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执行上级防汛指令，负责制定、审批本地区江河水库各项安全渡汛方案。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组成人员，由同级人民政府决定，并报上一级防汛指挥部备案。
各级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搞好防汛工作（附件一）。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办事机构设在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有防汛任务的部门和单位应当设立防汛办事机构，在同级或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统一领导下负责搞好所辖范围和本部门、本单位的防汛日常工作。
城市是防汛工作的重点。应加强城市防洪工作，确保城市防洪安全。城市防洪实行市长负责制。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办事机构的职责是：
（一）组织防汛安全检查和汛前准备工作。
（二）编制、审批辖区防御洪水方案，协调、督促防汛预案的执行。
（三）收集、处理防汛信息，管理洪水的监测、预报和发布。
（四）负责指导防汛基础设施和防洪工程的规划建设、水毁修复。
（五）管理防汛通讯系统的建设。
（六）负责有关防汛物资器材的储备、调配和管理。
（七）负责防汛经费的筹措、下达和使用管理。
（八）开展防汛宣传教育和组织培训。
（九）统计核实洪涝灾情。
（十）防汛指挥部交办的其它事项。
第十条 本省境内黄河、渭河、汉江主要河段按照地段和洪峰流量确定各级防汛指挥部的指挥权限（附件二）。
第十一条 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有防汛任务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以民兵为骨干的群众性防汛抢险队伍，并造册登记，划定责任区，明确任务和责任。
第三章 防汛准备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和江河防洪工程实际情况，制定完善防汛抗洪的“防、抢、撤”方案和处置特大洪水的应急措施。
有关地（市）防汛指挥部负责编制辖区内黄河、渭河、三门峡库区、汉江、丹江、泾河、洛河、延河、无定河、窟野河等大江大河及重点城市、工业矿区防御洪水方案，报省防汛指挥部批准实施。
中小河流的防御洪水方案，由所在县（市、区）防汛指挥部负责编制，报地（市）防汛指挥部审查批准后施行。
第十三条 水库管理单位应认真编报汛期安全调度运用计划。大型水库调度运用计划由地（市）防汛指挥部审查，报省防汛指挥部审批；中型水库调度运用计划由地（市）防汛指挥部审批，报省防汛指挥部备案；重点小（一）型水库调度运用计划由县（市、区）防汛指挥部审查，报地（市）防汛指挥部审批；其余小型水库调度运用计划由所在县（市、区）防汛指挥部审批，报地（市）防汛指挥部备案。
大中型水电站应当根据工程规划设计、防御洪水方案和工程实际情况，在兴利服从防洪，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制定汛期调度运用计划，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后，报省防汛指挥部审批。
在建水库、水电站工程的汛期安全调度运用计划，由工程建设单位负责制定，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报同级防汛指挥部备案。
各类水库、水电站汛期安全调度运用计划一经批准，应当严格执行，不得擅自修改变更，同时接受上级防汛指挥部的监督。
第十四条 山洪、滑坡、泥石流易发地区，当地有关部门应落实监测人员，制定防范措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第十五条 各级防汛指挥部汛前应组织各有关部门对防汛准备、防洪设施和行洪安全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主要江河堤防、危房校舍、滑坡地段、河道行洪障碍、病险水库、气象、水文测报设施、通讯设施、防汛物料以及各项防汛预案。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应提出治理措施，并责成有关单位限期处理。
第十六条 各级防汛指挥部都应储备一定数量的防汛抢险及救生物资，由商业、供销、物资等单位代储的，储备费用在同级财政安排的防汛经费中解决，各地所储的防汛物资和救生器材的数量、规格，应于汛前统计报上一级防汛指挥部备案。
重点防汛地区的防汛抢险物料必须在汛前备足到位。
第十七条 三门峡库区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省人民政府批准的防洪安全与建设规划，完善通讯、预报、警报、避洪、撤退等设施，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不同量级洪水的“防、抢、撤”方案，报上一级防汛指挥部批准后实施。
第十八条 各级防汛指挥部汛前应当向当地驻军和有关单位介绍防御洪水方案，汛期应及时通报汛情。
第十九条 各级防汛经费应分别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各级财政安排的防汛经费应在确保基数的前提下，随着财政收入增长逐步增加。严禁挤占、挪用防汛经费。
中央和省级下达的防汛经费主要用于遭受洪水灾害后的抢险、堵口、修复堤防、水文测报、通讯和汛前采取的器材储备、工程加固、非工程措施建设开支，必须专款专用。
第四章 防汛与抢险
第二十条 本省长江流域每年5月至10月为汛期，黄河流域6月至10月为汛期。
第二十一条 在汛期，各级防汛指挥部必须有一名负责人坚守岗位。情况紧急时，各级防汛指挥部应由一名主要负责人在现场指挥抗洪抢险。
在汛期，各级防汛指挥部以及水文、气象等防汛重点部门和单位必须实行每日24小时值班。
各级防汛指挥部及其办事机构应严密监视水情变化，及时向上级防汛指挥部和同级人民政府传递实时雨、水、灾情，拟定对策，组织实施防汛抗洪方案。
第二十二条 在汛期，水利、电力、气象、农林等部门的水文站、雨量站应精心测报，及时准确向各级防汛指挥部提供实时雨情，水情；气象部门必须及时向各级防汛指挥部提供天气预报和定时气象信息；水文部门必须及时向各级防汛指挥部提供有关水文预报。
重要洪水预报的发布由省防汛指挥部决定。
第二十三条 各主要江河沿岸地（市）、县（市、区）应当根据需要，在江河设立洪水监测断面，并配备必要的监测、报汛设备和观测人员。对洪水进行跟踪监测，及时向防汛指挥部报告水情，实施上下游联防。
第二十四条 汛情紧急或工程发生重大险情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在辖区内发布防汛命令，采取非常紧急措施。在此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防汛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不得阻拦和拖延。
第二十五条 发生险情灾情，当地政府领导应立即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组织灾区群众抢险救灾，安置受灾群众生活，帮助恢复和发展生产。
洪涝灾害发生后，所在市、地、县防汛指挥部应迅速收集情况，及时向省防汛指挥部报告灾情，并通报有关单位。报告时限为陕北、陕南不超过36小时，关中不超过24小时。详细灾情应立即组织核实和统计，按照洪涝灾害统计报表要求，五日内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统计部门。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按照县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定，承担防汛抢险的劳务和费用。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细则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和危害后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责令其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服从防汛指挥部统一调度或者拒不执行防汛指挥部指令的；
（二）拒不执行经上级批准的防御洪水方案，或者擅自改动水库调度运用计划以及假报江河、水库水情的；
（三）玩忽职守，延误汛情或者在紧急关头临阵脱逃的；
（四）防汛措施不力，指挥失误，造成损失的；
（五）破坏防汛通讯设施或干扰防汛通讯的；
（六）挪用、贪污、盗窃防汛或救灾物款的；
（七）散布谣言，扰乱防汛工作秩序的；
（八）妨碍防汛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河道和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和《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汛期，也可以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强制执行。
当事人在申请复议或者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细则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
陕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防汛工作职责
（一）计划部门负责防洪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的投资计划安排；
（二）经贸部门负责协调工交、商贸系统的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三）水利部门负责防洪排涝工程的行业管理，负责所辖水库、河道工程的安全运行，组织防洪工程抢险工作及水利水土保持工程的水毁修复；
（四）建设部门负责城市防洪、排涝和抗洪抢险工作；
（五）公安部门负责维护防汛抢险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打击偷窃防汛物料、破坏防汛通讯、测报设施，干扰防汛工作正常进行的违法行为；
（六）民政部门负责洪涝灾区灾民生活救济工作，统计核定洪涝灾情；
（七）财政部门负责防汛基础设施建设、水毁工程修复及抢险经费的及时下拨；
（八）地震部门负责对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的勘察、监测和预防；
（九）电力部门负责保障防汛抢险、排涝、救灾的电力供应；
（十）交通、铁路部门负责优先运送防汛抢险、救灾、防疫等人员、物资和设备，及时组织修复水, 毁公路、铁路，保证交通运输畅通；
（十一）民航部门负责紧急情况下防汛、防疫人员和物资、设备的运送；
（十二）邮电部门负责优先传递防汛信息，保障邮电设施的防洪安全；
（十三）商业部门负责防汛、抢险、救灾物资的组织、储备、调拨和供应；
（十四）气象部门负责监测天气形势，及时提供天气预报和雨情；
（十五）卫生部门负责洪涝灾区的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护工作；
（十六）石油部门负责及时组织供应防汛、抢险、救灾油料；
（十七）农业部门负责洪涝灾区农业救灾、生产恢复工作；
（十八）农电部门负责抗洪抢险、排涝及灾区恢复农业生产所需电力的调配供应；
（十九）黄河上中游管理局负责黄河流域防汛及清除行洪障碍的检查督促；
（二十）国防科工委负责陕西境内各军区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防汛抢险工作；
（二十一）新闻、宣传部门负责防汛法规、政策的宣传，及时、准确报导防汛抢险、灾情、救灾工作等信息；
（二十二）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担负抗洪抢险、营救群众、转移物资及执行重大防汛措施等任务。
论我国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与对策
王小芳 涂斌华
内容摘要：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民事抗诉权的规定过于原则，也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笔者在对立法缺陷一一进行剖析后，提出了自己关于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思考与对策，希望对我国的现代化法治建设能有所裨益。
关键词： 民事抗诉权 抗诉事由
一、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民事抗诉权的立法规定
依据通说，民事抗诉权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存有错误的生效民事判决、裁定按照法定程序提出抗诉引起再审的法律监督权。
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主要或者说是只对刑事案件进行抗诉，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只能十分有限行使。我国法律对民事抗诉权的规定散见于《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关司法解释之中。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2条，虽然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是，对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却没有作任何规定。
199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在试点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根据该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只限于对违法的生效的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对民事、经济判决、裁定不在抗诉之列。
199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才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抗诉权。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对抗诉作过一些司法解释，主要有最高法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细则》等。
我国上述法律虽然对民事抗诉权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且法律的适用环境发生变化后，仍未对其进行修改，体现不出清晰的立法思路和理念基础，也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二、我国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
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设计，主要是在学习和引进前苏联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特点就是国家对诉讼进行全面的干预和监督，以追求司法的公正性。这一制度设计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司法运作方式基本相切合。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普遍存在“重刑轻民”的观念，检察机关极少涉足民事案件的监督和抗诉。从近几年来民事抗诉案件的总体情况来看，虽对实现司法公正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制度本身内生性缺陷及其运作上的失范。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抗诉权的行使已越来越背离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其主要问题归纳如下：
（一）民事抗诉权不完整，对未生效的判决、裁定无权抗诉。
对于未生效的判决、裁定能否抗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刑诉法》）与《民诉法》作了不同的规定。 《刑诉法》第18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案件一审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出抗诉。这就赋予检察院对法院的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不管是否生效都可以抗诉的权利。而《民诉法》却规定检察院只能“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条件的抗诉。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再次强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只能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对其抗诉亦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这种监督是案件终结后的‘事后监督’。” 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使检察院的抗诉权，不是完整的抗诉权，只是产生于审判监督程序的“事后”抗诉权。《民诉法》第185 条确认的检察院民事检察监督的事后监督模式，排除了检察院在民事检察监督方面事前行之有效的其他监督方式和手段。实际上，这是将宪法赋予检察院的完整法律监督权在民事检察方面予以割裂，只是部分地授予检察院。
（二）抗诉事由法律规定的模糊，导致抗诉运作上的较大分歧。
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在国家或公共利益范围内提起抗诉，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抗诉的具体事由，但规定了它有两项权力：一是检察机关认为法院裁判确有错误就可以抗诉；二是检察机关只要提起抗诉，法院就应当进入再审。例如检察院以发现新的证据为由提起抗诉的问题。而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新证据大部分是由一方当事人提供。此种在一审、二审中不出示新证据，在再审程序中搞突然袭击的做法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日益暴露出其弊端。第一，根据民诉法规定的二审终审原则，任何案件证据都要经过二次质证，并最终得以认证。如检察院为一方当事人之利益以一、二审中都未出示的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那么该案裁判后，此证据则只经过一次质证就予以认定了，显然剥夺了另一方当事人对此证据两审质证的权利，不符合证据规则，这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显然不公平。第二，检察院以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从而引发再审程序并最终定案容易导致有些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恶意隐瞒证据，在判决生效后拿出“杀手锏”向检察院申诉，通过再审从而达到最后的诉讼胜利，这是不道德、不公正的，是利用了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达到侵害另一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是不妥的。
（三）抗诉权行使的要件不明确，缺乏对滥用抗诉权的有效防止。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将此视为一种对抗生效裁判的有效途径，造成了少数当事人的投机心理。只要不服终审裁判，就去设法要求抗诉，同时也给抗诉权“寻租”提供了隐性市场。由于抗诉再审不需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也不受终审裁判审级的限制，于是少数当事人不上诉，等待判决生效以后直接要求检察机关进行抗诉，必然引起司法资源的极大消耗，极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笔者认为这种舍弃上诉寻求抗诉的做法仍然是不妥的。因为如果当事人都放弃上诉程序而去追求抗诉，那民诉法设置的上诉程序将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上诉功能将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同时还会发生当事人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上诉可能发生的负担诉讼费风险的情形，将部分诉讼成本转移给国家。
（四）抗诉权的行使无法定时限的要求，使生效的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为二年，但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只规定是事后监督，却没有期限上的约束。从而曲线突破法律的时效规定，直接违背了立法者追求民事秩序稳定的立法原意。
（五）检察机关出庭支持抗诉的程序模糊，检察机关抗诉的单方倾向性，有悖于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权，其出发点在于以国家利益代表者的身份，维护国家利益而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检察机关一般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诉提起抗诉从而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客观上就是支持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另一方当事人自然与检察机关产生对立情绪，庭审气氛常常出现不协调的情形。有的当事人直接与检察机关派出的检察官进行陈述和辩论，甚至经常发生言辞冲突，有损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威信。检察员出庭支持抗诉，除了宣读抗诉书之外，还应当从事哪些诉讼行为？检察人员出庭究竟如何安排法庭的座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作出具有操作性的规定。这不仅打破了民事诉讼的均衡格局，而且影响了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混淆了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明确界限。
（六）抗诉权的行使方式与条件缺乏相应的规范。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的“私权利”，国家权力理应避免强行介入。但目前的民事抗诉案件中，绝大多数是检察机关出于接受一方当事人的申诉，为其民事私权而启动再审程序。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又申请撤诉，二审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双方按原判决执行。但检察机关却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归责不当为由提起抗诉；有些民事抗诉案件进入再审程序以后，当事人双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或申诉一方当事人放弃申诉请求。法院商请抗诉机关撤回抗诉，但其仍然坚持提起抗诉，从而迫使当事人继续参与到已经启动的再审程序中。
（七）民事抗诉权的审级规定存在重大缺陷，导致理解于运用上的冲突与混乱。民事诉讼法第１８４条规定，抗诉案件可以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由上级人民法院提审。至于抗诉案件的审理权限如何进行分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给出十分明确的规定。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对此存在认识上的不同，法院认为，我国民诉法只规定，对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并未规定应由原终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再审。相反，民诉法第１８４条规定原则上由原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裁判，而上级法院提审只是一种例外。检察院系统则主张向同级法院抗诉并由同级法院审理。其理由是保持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同进行再审的人民法院相对应，“如果向原审法院提出抗诉并由原审法院审理，由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会违反司法工作中同级相对应的原则” 。
按法院组织法规定，基层法院无权审理上级检察机关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接受抗诉的法院大多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将检察机关置于一般诉讼参与人的法律地位，这无疑影响了检察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本意。如果由原审法院对自己的裁判结果进行重新审查，尽管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基于人的本性和单位本位主义考虑，仍然不能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结论，同时也使当事人在心理上一直不能放弃继续申诉的决心。有数据显示，抗诉案件由上级法院提审的改判率明显高于由原审法院再审的案件。但是，如果所有民商事抗诉案件都集中于上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将面临难以承受任务之重，不利于“将矛盾消化在基层”精神的实现。因此，强调抗诉案件原则上由原审法院处理，并非一律都交由下级法院再审，应该由最高法院以解释形式作出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
三、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思考与对策
上述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一方面使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受到局限；另一方面，造成民事抗诉制度在运作上出现不少混乱和“盲区”，不能满足我国目前社会利益多元化所要求的对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为此，笔者以为，应从一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规范与行使：
（一）加强民事抗诉权的立法，使之具体化，可操作化。现行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规定与司法解释关于民事抗诉权的规定是比较原则的，为避免司法实践中对于原则性规定的曲解，可以首先通过立法解释来予以解决，由任何某一司法机关对此作出解释的做法显属不妥。根据１９８１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具体适用法律问题上发生分歧时，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
（二）明确民事抗诉权行使的条件，既要防止检察机关不当地行使民事抗诉权损害私权，更要防止民事抗诉权的滥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民商事纠纷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对财产关系的争议，争议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也是民事诉讼质的规定性。在民事案件中，应以意思自治为其基本的出发点，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起始、发展和终结以及对诉讼上某些权利的支配和处分，均应依当事人本人的意思而定。从民法角度看，当事人有权对民事权利进行处分，亦可放弃请求权。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具有检察监督职责，这是宪法的规定。但检察机关不能对民事私权进行不当干预。就此意义而言，即我们要限制民事抗诉，也就是指民事抗诉范围仅限制在为国家和公共利益而提起。
（三）明确民事抗诉权行使的事由。首先应详细列举出检察机关抗诉的法定事由，将现行民诉法第185条进一步细化，以便于操作。同时，为了保证民事抗诉的严肃、合理和有价值，就应规定不得提起民事抗诉的限制情形：1、不得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2、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不上诉或在上诉期间撤回上诉的，检察机关不得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或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3、当事人在申请再审期间不申请再审，期间届满后也不申诉的，检察机关不得依职权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4、终审裁判无明显不当、不存在枉法裁判、无提起抗诉之必要的，不得提起抗诉。
四、结 语
我国的政权体制决定了检察权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以实现对执法和司法制约与监督，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因此，在民事诉讼领域确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是一种针对司法现状的必要设置。为了保证这种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能形成良好的制约与抗衡机制，保证在审判独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检察抗诉权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当前民事抗诉权的立法进行改良，严格抗诉再审的适用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抗诉机制提高诉讼效益、维护法律权威，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司法公正。
而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与力度的加大，笔者认为，最终应当以实现审级制度改革为前提，逐步取消民事抗诉制度。我国目前实行两审终审制，这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法治发达国家的审判惯例是不相符的，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WTO，司法制度应当与经济制度同样与国际接轨，应当有所突破。若审判采三审终审制，附带再审之诉，则在民事审判中，完全可以取代现行民事抗诉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对少数疑难、复杂民事案件提高审级，使司法终审裁判权由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行使，从而使终审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较高级别的法院法官相对高的素质也为司法公正提供了可靠保证。以此为前提，审判监督制度可以从改革再审事由入手，确立再审之诉制度，即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交给当事人根据再审事由来启动，完全取消公权力对私权的侵入，褪去我国民事诉讼中长期固存的超职权主义色彩。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有待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春学院两课部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章武生.再审程序若干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载1995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