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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和被害人陈述制度的完善

周厚先


[摘要]：被害人陈述是一种直接证据，由于这种证据有利于侦查部门及时破案，能直接指控犯罪；本文首先从什么是被害人，特征，被害人陈述的收集、审查、判断方面对被害人陈述的效力进行论述；从明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的，实行直接言词原则；对被告人不供、翻供和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的 建立侦查证人制度。三方面建议完善被害人陈述的制度。

关键词：被害人陈述、证据效力、完善制度
一、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
正确认识、把握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就必须先确定被害人陈述的概念和特征。笔者认为，被害人陈述，是指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就其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事实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所作的陈述。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直接受害者，对犯罪分子作案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结果，陈述得比较详细、全面。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影响，被害人陈述有可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因此有必要进行探讨，我们要正确了解被害人陈述，就必须先掌握被害人的概念及特征。
（一）被害人有如下特征：

（1）被害人是刑事案件的当事者
被害人不仅是犯罪行为的承受者，同时也是犯罪案件的一方当事者。在其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同时，被害人也经历了犯罪事件的全过程，了解犯罪事件的真相。被害人的陈述，对于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很多国家把被害人的陈述列为证人证言，要求被害人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也缘于此因。因此，要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便离不开被害人的合作与配合，不论是侦查机关还是审判机关，都应当调动被害人参加诉讼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如实陈述案情，大胆出庭作证。
（2）被害人是与诉讼结局有利害关系的人
被害人作为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他们与警方合作，或直接参加诉讼，目的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请求赔偿或补偿恢复合法权益。为使这一目的实现，被害人应当有参加诉讼活动的权利，在诉讼中占有一席之地，享有为维护和恢复自身合法权益所必需的诉讼权利。主持诉讼的国家机关应当倾听被害人对诉讼案件处理意见及恢复自身权益的请求，以使案件的处理更趋公正。
（A）被害人应当是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父母、子女或配偶及其他亲友虽然也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但这些人不属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B）必须是其合法权益遭受到侵害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法权益包括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
这是被害人最显著的特征。唯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才成其为被害人。被害人学的创始人之一，以色列的律师杰明•门德尔松用“被害性”[1]这个概念来概括被害人的共同特性，也反映了这一特征。从被侵害的利益上看，被害人受到侵害的是合法权益，即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既包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也包括其他方面的权利和利益。从被害原因上看，被害人合法权益遭受的是来自犯罪行为的侵害。尽管不同国家对犯罪的定义、犯罪的种类、罪名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刑事被害人必须是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在犯罪行为实施的同一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与犯罪行为的承受者。当然，也有一些犯罪案件没有被害人，这类案件在欧美国家被称为“无被害人犯罪”案件。 [2]这些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是公共秩序或社会利益，它虽没有直接的明显的被害人，但仍存在间接的、潜在的被害人。如贩毒案件，由于吸毒者自愿购买毒品而不能成为受害者，但实施戒毒，吸毒者家属或社会为此支付的高昂费用，使吸毒者家属或纳税人成为间接受害者。只不过这种间接被害人一般不被看作是刑事被害人。

（C）被害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一直把自然人作为被害人。近年来，关于法人能否作为被害人，我国诉讼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些学者仍坚持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认为法人不能作为被害人，但是，我国１９８７年公布的海关法和以后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决定或补充规定以及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生效的刑法都明确规定的法人（单位）可以成为某些犯罪的主体，给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争论划上一个句号。由此可以看出，法人在经营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要由其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负责。同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人被害人同样可以由其代表人参加诉讼，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总之，我们认为被害人中应包括法人，法人被害人应当而且可以有自己的陈述，这一陈述由其法定代表人作出，也可以委托并授权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代理授权的诉讼行为。 （4）由于被害人的身份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因而被害人应当是特定的人，具有不可代替性。被害人的特定性决定了其陈述的专属性，即不能由其他人来代替被害人陈述案件事实和被害的经过。如果其他人感知了这一犯罪事实，也只能以证人身份来作证。即使是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诉讼代理人有权代理被害人参加诉讼活动，提出具体的诉讼要求，也不能代替被害人陈述案情，提供被害人陈述这种诉讼证据。至于一个案件有没有被害人，或有几个被害人，要因案而异。
（二）被害人陈述的特征
被害人上述概念和内容，以及被害人本身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特殊的诉讼地位，决定了被害人陈述所具有的特征：
1、被害人的陈述对查清案情和认定案件的事实有着特殊的作用。一般来说，被害人陈述比较真实客观，而且具有直接、形象、具体、生动地特点。对犯罪分子作案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结果揭露得比较明确具体。特别是那些同犯罪分子有过直接接触，例如抢劫、强奸、绑架、伤害等暴力犯罪案件。
2、被害人陈述具有真假难辨、虚实交叉的特点。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被害人陈述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夸大或缩小客观事实。还有人故意捏造事实，谎报案情。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身受犯罪行为的侵害，而产生报复心理，情绪偏激，夸大事实情节，导致陈述的虚假性；（2）在一些案件中，由于被害人精神高度紧张，观察不细，记忆模糊，而导致陈述不清，甚至是主观推断的虚伪陈述；（3）个别被害人出于个人私利或者其他不可告之的目的，无事生非，制造假陈述诬告陷害他人；（4）有的被害人出于个人的种种考虑，前途、名誉、家庭关系、子女利益，等等，有羞于口，不敢理直气壮地揭露犯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5）有的被害人出于亲情或者请客送礼，或者金钱收买，或者外国干扰，威逼恐吓，而作虚假陈述，等等。
所以，有学者将被害人陈述定义为一种辅助证据，作为甄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以及其他证据真实性的参照。
分析至此，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归纳出被害人陈述具有下列证据效力：
1、被害人陈述是刑事诉讼的一种重要证据；
2、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根据；
3、被害人陈述如果有其他证据相印证，则可以作为定案的重要证据；
4、被害人陈述在其他证据的印证下作为定案根据时，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当然，被害人陈述要具有证据效力，还必须排除取得该供述的非法性因素。即，被害人陈述要具有证据效力，必须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对被害人陈述的收集及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有：对被害人陈述的收集，主要是通过询问的方式，适用与询问证人的程序，在侦查、审查起诉环节主要是制作询问笔录的方式加以固定和保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在制作询问被害人笔录时，应当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了相关规定进行。这些规定有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第二编第二章第89条至第118条、第131条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1月1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规定》第九章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以上为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规定。因此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所取的陈述，不具备证据效力。
二、被害人陈述制度的完善。
1.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主要是应当明确非法证据的绝对排除。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解释》第58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显然，在直接的表述中，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是“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这一类言词证据。对于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的排除与否，立法及司法解释皆不明确。这无疑是证据制度完善之障碍。虽有学者主张在我国建立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利于打击犯罪[3]，但非法取证行为毕竟直接侵害了涉讼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对社会公众全体构成了潜在的危害。同时我国刑诉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久禁不止一定程度上与立法的宽容有关。再次，绝对排除规则内含的权利保障观念与新刑法增强的被告人权利保护相适应。由此，我国在立法中应以更严谨的表述明确绝对排除非法证据原则。
2、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的或辩方认为被害人在审前陈述不真实的实行质证原则
被害人陈述绝大多数为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和控诉证据，是反映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来源，对定案起着关健作用。该种证据发生变化往往影响整个案件的处理，给司法人员处理案件带来很大的困难，如林某抢劫案，被害人刘某起诉阶段陈述变化，称其在被抢劫时遭林某强奸，并解释其当时没向侦查机关陈述这一事实是顾虑自己的名誉。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认为应当控告强奸事实，并陈述被强奸时见到林某右下腹有刀口痕，被强奸后其随手拾起一毛巾擦阴部，并把毛巾塞到一墙缝。被害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内知证据，无论从其解释的合理性、可信性都是很高的。经查林某曾作过阑尾切除术，又经现场勘验提取了毛巾，经DNA鉴定有林某精液残留物和刘某分泌物。林虽不供认强奸事实，但有被害人陈述及物证、鉴定结论支持仍可认定林某强奸。再如如刘某强奸案，庭审中，辩方提供了被害人肖某的书面证言，称刘与其是通奸而非强奸，针对被害人陈述的忽然变化，公诉人及时提出休庭，并找到被害人肖某询问，经过细致的谈话，被害人道出了被告人的姐姐、姐夫多次带礼物贿赂被害人，并威逼相加的实情。被告人的姐夫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通奸证言，要求被害人签字捺印，请求其改变陈述，其被迫签字捺印，并非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被害人陈述发生变化现象日益引起司法各界的关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七种证据可以作为刑事案件定案的根据。同时还规定这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如何查证这些证据，《刑事诉讼法》对每种证据的规定是不同的，其中对物证、书证、鉴定结论（鉴定人出庭的除外）、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只要求在庭审中出示，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后，法庭便可以审查确认这些证据的法律效力。而对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两种证据的审查，《刑事诉讼法》却做了更具体的规定。对证人证言规定要求在庭审中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辩护人质证，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后审查确认证明效力。辩护人和被告人也有权要求证人出庭以便对其质证。据此可见，在立法上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可以让各方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法庭对证人的审查也是严谨的，《刑事诉讼法》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审查的规定更为严格，因为庭审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无疑对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审查是最慎重最充分的。《刑事诉讼法》唯独没有对被害人陈述如何质证，是否需要出庭，审判人员、辩护人、被告人是否有权要求被害人出庭等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审判实践中一般只将被害人出具的书面材料或办案机关的询问笔录当庭宣读，听取各方意见后认定其法律效力。《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出庭之所以没做更多的要求，无疑是考虑保护被害人的各种权益。但是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审判实践中常常会由于这种特殊关系而使被害人的陈述难辨真伪，法庭稍有不慎就会把被害人不真实的陈述认定为可靠的证据用来定案。而且一般情况，办案机关对被害人的陈述笔录相对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来说更容易被采信，用作定案证据。因此，在立法上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也应当有具体要求，对被害人是否应当出庭接受质证，被告人、辩护人是否有权申请被害人出庭，法官有无权利要求被害人出庭接受质证，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因为被害人是否出庭有时会直接影响对事实的认定。同时如果被告人、辩护人不能要求被害人出庭进行质证也是剥夺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我国入世以后要履行我国于其他成员方一样的“执法公开、公正”的承诺，如果对被害人的陈述不公开质证也是不符合WTO有关规则的。从下面的一起强奸案件中可以更充分的认识到在刑事诉讼中有的案件要求被害人出庭接受质证的必要性。被害人李某与同事张某在张家发生了性行为。一个月后，有人揭发李某有卖淫行为，李某被公安机关传讯，在公安机关传讯的第二天，李某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曾与张某发生了性行为，并指控张某强奸了她。公安机关传讯张某后，张某承认了与刘某发生两性关系的事实，但否认该行为是强奸，称李某是为了借钱主动找的张某，在张家发生的性行为。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通过阅卷、会见被告人，发现了被害人的陈述和询问笔录有很多疑点，经过和审判人员沟通，要求被害人出庭当庭询问详细情节。此案恰好被害人也聘请律师代理参加诉讼。法庭便通知被害人出庭，在庭审过程中，经审判长允许，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对被害人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使被害人的陈述暴露出了大量的矛盾。主要有：一、被害人李某是用自己的手机与张某联系后去张家的，但被害人在公安机关却编造称是在路上张某遇到张，被朱某骗去的。当时辩护人出示了在某移动公司提取的李某手机通话清单，被害人无言以对，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二、李某在公安机关时称是回家路上路过张家时去的张家，可是辩护人问她回家路线时，她又编造了谎言，当辩护人告知她说的路线是不通往其住所时，她再次无法回答。诸如此类被害人所做的回答不符合事实之处比比皆是。经过质证，法庭否定了被害人在公安和检察机关的陈述材料。最后判决被告人朱某无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充分考虑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以及被害人与刑事案件的特殊利害关系，而赋予了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享有独特的诉讼权利，使得被害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的每个阶段所作的陈述，都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使用。同时我国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被害人有出庭的义务，被害人陈述往往以书面形式在法庭出现。在被害人陈述经历了多个诉讼环节情况下，很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陈述的变化。为确保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应增加对被害人陈述进行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证言必须经法庭质证，而对被害人陈述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质证程序。把被害人出庭质证立法，证据要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才更能分清真伪。
3、对被告人不供、翻供和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的 建立侦查证人制度。
面对被害人改变陈述现象发生，从而使控方取证合法性倍受争议乃至被质疑的情形之下，在我国建立侦查证人制度，以证明审判外被害人陈述等审判外证据的合法性，已显得十分必要。首先，建立侦查证人制度，是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的逻辑延伸。如上所述，控方不仅对实体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对于诸如取证的合法性等程序事实也负有举证责任。控方为了证明审判外被害人陈述获得的合法性，固然可通过提供记录讯问过程的录音带、录像带以及被害人自行书写的方式证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仍有其积极意义：一是有利于贯彻直接言词的刑事审判原则。侦查人员出庭，就程序的相关事实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这是刑事审判中直接言词原则的体现。二是有利于澄清事实，揭露被害人虚假、不实之词，维护侦查机关、侦查部门的形象。实践表明，绝大部分的案件被害人庭上改变陈述纯系无理而没被采纳，但其陈述的事由几乎无一例外地声称是侦查人员逼迫、诱骗所致，公诉人尽管也予以驳斥，但唯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才真正具有证明力和说服力。三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推动、促进证人出庭。证人不愿意出庭、证人到庭率低，已成为困扰当前刑事庭审方式变革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庭无形中发挥了一种“表率”、“示范”的作用。


注：[1]、《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著，许章润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第2页；
[2]、《法学译丛》1987年第3期载《国家干预和无被害人的犯罪》，[美]乔治•p•威尔逊等著；
[3]、《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宋英辉著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3期。
参考书目：[1]、樊崇义主编的《证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2]、何家弘主编的《证据学论坛》第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出版；
[3]、张绍彦主编《犯罪学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
[4]卞建林主编《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出版。


我国电子数据证据重铸

李鹏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电子数据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航天科技还是日常工作，电子数据的身影随处可见。电子数据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电子数据是指以物理形式存储于计算机系统内部及其存储器当中的指令和资料，包括计算机程序和程序运行过程中所处理的信息资料（后者如文本资料、运算数据、图形表格等）；狭义的电子数据指的则是存储于计算机系统中的除计算机程序外的一切信息资料，即那些由计算机系统所有者及用户采集并输入计算机系统的、非本系统本身运行所不可缺少的信息。[1]
电子数据证据可定义为：以电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证据使用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所谓电子形式依照印度《1999年信息技术法》第2条第1款第18项的规定，可将其概括为“由介质、磁性物、光学设备、计算机内存或类似设备生成、发送、接收、存储的任一信息的存在形式”。
一、电子数据证据的数字之魅
1、 电子数据证据相对于传统证据具有以下的特点：
（1）数字性。作为电子数据证据与传统证据相比，其证明机制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只不过其载体形式发生了变化。作为电子数据的信息是多以电讯号代码（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代码）形式储存于计算机的存储介质之中（如RAM、磁盘、光盘等），必须采用特定的输出形式。
（2）安全性与脆弱性 电子数据证据由于其具有数字化的特点，其生成储存传输的信息容易被篡改，从表面上看难以区分其复印件和原件，真实件和伪造件。因而电子证据具有脆弱性的特点。同时电子证据如果没有外界的蓄意破坏和修改，电子证据能够准确地存储和反映案件的有关情况而且如果传统的证据如果被损毁，则很难被复原，而计算机硬盘上的每一次擦写记录都可以轻松被捕捉到。最新的计算机研究结果表明，电子证据任何被删除、复制修改都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分析认定。从此意义角度上讲，电子证据比传统证据具有安全性和稳定性。
（3）共享性 电子数据证据由于以电讯号代码形式存储于计算机的存储介质中，比较容易被查看、复制和输出，其电子数据资源可以被广泛的共享。无论是司法机关、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均可以通过单机和网络共享其电子数据资源。人们足不出户即可以通过因特网查看浩如云烟的资源，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效率。
2、 电子数字证据的分类：
（1） 模拟电子证据与数字电子证据 [2]
模拟数字证据是通过信息中的某些特征的具体数值或量来记载电子信息中内容如固定电话记录的各种通话记录，其数据记录一般具有连续性，在技术上剪接比较困难，在复制时有一定的损耗；数字电子证据则是通过信号的离散状态的各种可能组合所赋予各种数值或其他信息的方法来承载电子信息的内容，如第二代手机所录制的通话记录，其数据成离散状态，删改不易被发觉，复制本与原件基本没有区别。
（2） 原始电子证据和传来电子证据
电子数据一般记录在计算机内，以数字化的形式储存其中，很难说是“原件”（original）而可能是“副本”（copy）[3]联合国贸法会运用“功能等同法”提出只要能证明数据电文是计算机储存或接受的信息就能满足证据法对原件的要求。美国立法主流观点认为电子证据在两中情况下属原生证据（1）有关数据存储在计算机内时，能准确反映数据的打印物或其他输出物（2）当电子证据表现为副本时制作者或发行者意图使其具有同文书本身具有同等效力的。[4]笔者初步设想由于电子证据可以轻易地被输出和复制，而且其原件与复印件很难区分，因此不能用传统的证据法理论来进行分类，只要能证明电子数据直接来源于首次生成的电子数据本身并且能够准确反映其内容即可认定为原始证据，即包括当事人拟制的证据，而通过再复制或再输出的方法而产生的电子数据应认定为传来证据。
（3） 电子生成证据(computer-generated Evidence)、存储证据(computer-stored Evidence)计算机混合证据(computer-derived Evidence)
许多外国学者将计算机证据分为三类。电子生成证据是指完全由电子计算机等设备自动生成的证据。它是完全基于计算机等设备的内部命令运行的其中并没有掺杂人的主观意志。电子存储证据是计算机储存输入的信息而形成的证据如计算机存储的输入的文本文档。电子混合证据是计算机录入输入者的信息后再根据计算机内部指令运行而得到的证据。
（4） 直接电子证据和间接电子证据
凡是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电子证据均可以称为直接电子证据，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形成证据锁链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电子证据是间接证据。有学者提出电子证据从来都不能单独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必须与其它证据相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事实，所以电子证据是间接证据。[5]对此笔者不能简单苟同，审查一项证据是否是直接证据要看其是否能够单独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而不是看其载体形式。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电子证据是可以单独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无须其他证据的辅助，在此情况下应认定电子证据是直接证据，只不过针对电子证据易修改的特点，应当借助科技手段认真予以审查判断，慎重定案。
二、电子数据证据的法律考量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电磁或光信号的物理形式存在，如果不纳入法律的轨道仅具有技术上的意义而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操作性，电子数据的应用也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必须使电子数据从数字走向法律，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中，用法律规范其法律地位、证据力和证明力。
1、电子数字证据的法律定位
当前关于电子证据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争议的主要在于应当赋予电子证据何种证据地位，有“视听资料说”、“书证说”、“物证说”、“鉴定结论说”、“独立证据说”和“混合证据说”等观点，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按照传统证据的理论确实难以轻易地将其归类为某种证据，正如加拿大学者加顿所言“在审判中使用电子证据的最大挑战在于不能轻易地将其划入到传统的证据类型[6]从证据法理论视角看，电子证据与传统的证据种类相比，其区别在于其载体的特殊性，它脱离了传统的载体而以新的载体形式表现其特征，它并没有创制新的证明机制，如果将其纳入我国证据法的轨道则可以分门别类予以区分，电子证据可分为电子物证、电子书证、电子视听资料、电子证人证言、电子当事人陈述、电子证据的鉴定结论及电子勘验检查笔录。
电子物证是指电子形式的“实在证据”，例如非法入侵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人由于“物质交换”原理所遗留下的数据资料；电子书证则是指以其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子证据，如当事人所签订的电子合同文本；电子视听资料则是指诸如数码摄影材料等电子形式的视听资料；电子证人证言则是指诸如聊天室里的聊天记录；电子当事人陈述则是指当事人通过电子形式所做陈述；电子证据的鉴定结论则是指鉴定机构就电子证据所做的鉴定结论；电子勘验检查笔录是指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在办案中运用电子技术所做的勘验检查结论，如侦察人员运用数码摄影所拍摄的案件现场照片。
但同时笔者认为法律不是形而上的存在，它更应该服务实践，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电子商务蓬勃发展，计算机犯罪日益猖獗，各种高科技智能犯罪手段日趋多样化，电子技术在实践中应用的日益广泛，电子证据的作用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电子证据毕竟与传统证据形式相比具有特殊性，电子证据的表现形式亦日趋多样化，无论是从打击高科技智能犯罪还是从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环境角度出发，都可以按照电子证据的共性将其独立出来，单列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统一按照电子证据自身的特点进行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同时如果将电子证据分门别类划入各种传统的证据中，还可能导致各种传统证据由于过于分散而失去其自身品格，不利于将电子证据的共性发挥出来。
综上，笔者认为电子证据具有双重属性，既可以划入到传统的证据种类中，又可以单独将其列为一种证据类型。从证据法理论的角度讲应当分门别类将其划入到我国现行证据理论的框架中，从实践的角度即打击高科技犯罪和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环境的角度讲，又有必要将电子证据列为一种独立的证据，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打击高科技犯罪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平台。这主要取决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和立法者的价值选择。
2、电子数据要作为证据使用，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从事实认知的角度来讲，电子数据必须与案件有一定的联系即大陆法系所称的证明能力，英美法系所称的相关性。它本质上是一个事实判断或经验问题，同时电子数据也必须符合法律上的要求和标准即大陆法系的证据能力和英美法系的可采性。[7]
（一）证明能力
证明能力又叫相关性，关联性。一般是指证据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有实质性的联系。美国学者华尔兹教授认为，相关性可界定为一种证据在某种案件中可以适当证明的事实主张的倾向性。也即，所提供的证据所指向的问题在特定案件中同时具有实质性和证明性便等同于相关性。[8]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所谓关联性是指就要证事实具有可推测其存在或不存在之可能的关系。该项可以推理的事实即经特定，则可供推测资料的事实范围，也随之而特定。如其资料不足以供推测应推理之特定之所用的，则无关联性。[9]电子证据的关联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电子证据欲证明什么样的事实2、电子证据对案件争议的解决有无实质性的意义3、法律对此关联性有无具体要求。电子数据是否具有关联性一般应当按照经验与科学所发展的原则予以解决，法律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关联性法则，只能由司法人员根据具体要求予以适用，具有关联性的电子数据一般应当能解决以下问题。例如：计算机犯罪案件中由于“物质交换”原理，非法入侵者入侵计算机系统所留下的数据记录；电子商务中当事人所通过EDI签订的合同；无操作权限的人是否对计算机文件进行了非法修改、删除、复制；当事人是否通过计算机网络散布危害国家安全和淫秽的信息；当事人是否对计算机系统输入了虚假错误的信息；当事人是否非法登陆其无权进入的计算机网络，是否非法存储、删除、修改了重要信息从而非法占有了财产。
（二）证据能力
一项证据具有证据能力还必须满足法律规定的要求。此时它才具有作为诉讼证据的资格。证据的证据能力或者说可采性并不是证据本身具有的品质,是法律从外界强加给它的证据的特征.从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来讲，关于证据能力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收集证据的主体、收集程序和证据的形式、证据来源、证据的真实性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证据能力影射到电子证据来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1 电子证据必须是法定人员按照法定程序收集。由于电子数据的数据性强，容易被删除修改而表面上难以发现，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因而应侧重由司法人员来收集对于当事人所收集的电子证据应当认真审查判断因为当事人有很大的动机来伪造、变造证据。由于电子数据的科技性很强，多以电磁或光信号等物理形式存在于RAM、半导体芯片、磁盘介质中，而且其容易被破坏，因此收集时要多借助于科技手段。任何的违法操作计算机数据都会在电脑中留下蛛丝马迹，一般删除的只是其目录名称，可以通过恢复注册表等手段将删改的电子数据予以复原或固定。同时收集、扣押、提取电子证据必须遵守合法的程序。正当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区别，程序正义是保障人权、维护法制的基石。具体要求指（1）司法人员调查收集证据时应当出具合法证件，搜查时应当出示搜查证并严格按照搜查证确定的范围进行搜查，不得擅自扩大搜查范围，搜查证应当明确搜查的具体的对象，具体的计算机，具体的计算机网络服务器及终端存储器、具体的IP地址，具体的EDI文件及附件，确定的E-MAIL等，搜查过程中可请求专家予以协助（2）应详细记录收集、扣押电子数据全过程应载明扣押哪些数据信息并聘请二个以上的见证人在记录上签字。对于搜查到的电子数据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固定可以借助“镜象”“原始精确复制”等专业系统予以复制或备份,对于可以打印输出的应打印输出两份以上，对于扣押的磁盘其写保护口应贴上一次性胶带并按上被搜查者的指纹以保证不被修改。对于违反法定程序的且其严重程度足以影响电子证据真实性的或足以影响某一重大权益的电子证据一般情况不予采纳。
2 电子证据必须具备合法的形式和来源
当前我国尚未明确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一般将其划为音像资料的范畴。但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电子证据一般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于RAM等介质中，与传统证据相比具有显著的区别。当前我国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均已承认电子证据的合法地位。对于电子证据来源应审查：（1）电子证据的来源是否是客观真实的存在，而不是主观臆断的产物（2）应审查电子证据收集的主体、时间、地点、过程、对象等是否合法（3）电子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反映案件事实。（4）电子证据是否是在正常运行的计算计算机等设备在正常工作中形成的（5）电子证据是否被人员非法输入和控制的（6）自动生成电子证据的计算机程序是否产生了故障。对于EDI中心提供的提单签发、传输记录、CA认证中心提供认证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必要是可以请求潜在证人出庭作证，所谓潜在证人是指虽然不能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但可以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及内容起证明作用的人，一般为操作、控制、监视计算机系统的人，通过潜在证人出庭说明电子证据的来源和生成过程，以增强电子证据的证明力。潜在证人的存在是电子证据一个特点。
3 电子证据必须是按照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
电子证据必须是客观真实的存在，而不是伪造变造的产物。电子证据必须是真实存在于RAM、磁盘、或其他介质中，产生电子数据信息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应当正常运行和工作，电子数据所反映的内容应当是在进行正常业务中形成且在业务完成或稍后好似输入的。 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电子证据的生成、存储、传递都一般必须经过计算机系统来完成，计算机的软件、硬件系统一旦出现故障或受到攻击则电子证据的可靠性就很值得怀疑。电子证据本身容易被删改而表面上不留痕迹另外其他诸如人为操作等因素的影响均可以使电子证据面目全非。对于存在疑点的电子证据和电子证据中比较专业的问题可以通过鉴定的方式对电子证据的生成、传输、储存、输出全过程及电子证据本身做出判断结论。一般以下的电子证据可以认定为真实可靠。（1）适格证人如技术人员向法庭提交的在法律上可采纳作证据的书面陈述且证明其陈述为真的电子证据（2）经公证证明为真实可靠的电子证据（3）使用者经常使用的运行良好的计算机系统生成和存储的电子证据（4）经合格的专家鉴定为真的未被修改的电子证据（5）附有电子签名的或采取了其他安全保障措施的电子证据（5）当事人之间经长期业务往来所形成的电子合同（6）有确切证据证明电子证据复印件与原件完全等同的电子证据（7）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电子证据（8）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真实可靠的电子证据。
对于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还应该审查电子证据本身有无可疑之处，收集到的电子证据是否自相矛盾，电子证据是否与其他证据指向同一方向，如反映案件情况的原始书面记录、各种业务中形成的书证、计算机系统的备份文件、计算机系统运行各环节存储的信息、计算机系统的各种日志或其他监控记录。电子证据是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相互协调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对于电子证据应认真进行审查判断，去伪存真，以明确其证明力。
三、电子证据的其他问题
1、电子证据的开示制度
正当的价值期待与合理的运作结果是证据开示存在的依据。[10]证据开示制度的设立使得案件事实真相得以发现，使当事人双方平等武装，防止法官臆断，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的正义。电子证据相对传统证据其开示制度尤为重要，因为电子数据具有高科技性，双方当事人收集电子证据的能力不平等，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更需要通过证据开示制度实现双方平等武装。而且电子证据经常包括一些传统证据无法揭示的信息，它储存量大，输出形式多种多样，它的使用能提高诉讼效率。电子证据开示的来源一般包括电子输出文件、EDI合同、电子存储信息、CD-ROM、磁盘、E-MAIL、BBS及其他存储数据的计算机定向部件。但电子证据的开示规则也有其弱点，它容易被篡改和破坏，一些虚假的证据有可能进入了证据开示的范围，降低了诉讼真实发现的功能。因而在证据开示过程中更需要对电子证据的真实性予以严格审查。
2、电子证据的运用与当事人隐私权的平衡
所谓隐私权，通常是指“私生活不受干涉的权利或者说公民对个人生活秘密和自由享有不受他人干涉搅扰的权利。[11]王利明先生认为隐私权又称“私生活秘密权”。公民对自己个人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的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主要包括个人生活自由权、个人情报保密权及个人通讯秘密。[12]由于电子数字证据中经常包括当事人个人的隐私，在收集和运用电子数据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进行收集。只能收集与本案有关的电子数据，不得任意扩大收集范围。对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并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所收集到的电子证据应当排除其证据效力。电子数据的保存必须精确、完整和公平。电子数据收集后必须及时固定并保持原状，不得毁损和泄露其内容。当事人有权查阅收集到的电子证据并有权对错误的资料提出异议，对于违法收集运用电子证据的侵犯其隐私权的行为可以提出控告。对违法收集运用电子证据并造成当事人损害的责任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吕国民.《国际贸易中EDI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8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