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管理办法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管理办法
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154号
《南京市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管理办法》已经1998年5月15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王宏民
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
南京市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管理，促进其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务院《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会设置的中小学、幼儿园，均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南京市教育委员会是本市民办中小学（含幼儿，下同）的行政主管机关，负责本市民办中小学的设置和管理。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民办中小学的设置和管理。
财政、物价、人事等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民办中小学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民办中小学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第五条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办中小学的教育督导工作，民办中小学应当接受市、区、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的教育督导。
第二章设置与审批
第六条举办民办中小学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办学宗旨；
（二）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三）有与办学规模和教学要求相适应的教学场所、教学设备、辅助设施和师资力量；
（四）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五）申请举办的单位应当具有法人资格，个人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举办者在筹建民办中小学前，应当向教育行政部门征求意见，避免盲目投资。
第七条申请举办民办中小学，应当向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办报告；
（二）举办者的资格证明文件；
（三）拟聘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以及教师的资格证明文件；
（四）拟办学校的章程和发展计划；
（五）拟办学校的场所、教学设施及设备等资产的证明文件和清单。租赁教学场所的，还须提供租赁合同；
（六）开办经费的来源渠道及证明文件；
（七）教育行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合作办学的还应当提交合作办学协议书。
第八条民办中小学的设置，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下列权限分级审批：
（一）幼儿园、小学，由所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报区、县人民政府和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二）普通初中、职业高中、成人中学和特殊教育学校，由所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初审，报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并报省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三）普通完全中学、普通高中，由市教育行政部门初审，报省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第九条教育行政部门接到申请后，必须按照《条例》规定的期限，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答复。
第十条经批准设置的民办中小学，由审批机关发给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制发的办学许可证，并予以公告。
第十一条民办中小学的举办者，不得虚假出资或者在学校成立后抽逃出资。
第十二条民办中小学不得设立分支机构，不得将本校的办学资格、教学任务转让或者承包给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第三章行政与教学管理
第十三条民办中小学可以设立校董事或者理事会（以下统称校董会）。校董会的组成、职责、权限、议事规程等，由民办中小学章程或者校蓝会章程规定。
校董会依照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不得超出职权范围干预学校的行政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
第十四条民办中小学的校长是学校的行政负责人，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实施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
（三）聘用与解聘教职工；
（四）代表学校对夕｝开展工作，
（五）行使学校章程斌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五条民办中小学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的人选，设立校董会的，由校董会提出；不设立校蓝会的，由举办者提出，经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后，方可聘任。
民办中小学校长的任职条件按照国家举办的同级同类学校校长的任职条件执行，年龄不得超过70岁。
第十六条民办中小学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招聘、商调、兼课等形成聘用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
民办中小学应当委托人才服务机构对其聘用的专任教师实行人事代理。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保障民办中小学聘用的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合理有序流动。
第十七条民办中小学聘用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应当与其签订聘用合同。合同内容包括聘用期限、工作条件、报酬、医疗和养老保险以及违反合同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等。
第十八条民办中小学的招生计划，按照国家举办的同级同类学校的管理体制和程序编制。民办中小学在所在区、县招生的，其招生计划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跨区、县或者面向全市招生的，由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九条民办中学招收的高中阶段学历教育的学生，应当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的人学资格考试，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招生。
第二十条民办中小学的招生广告和简章，必须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后，方可发布。
第二十一条民办中小学应当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建立学籍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保证学生人学后即取得相应的学籍。
民办中小学学生转学、休学，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民办中小学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实施教学。
民办中小学需要调整学制、课程、考试和考核等办法的，应当报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民办中小学学生完成学业，经毕业考试合格的，由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相应的学历证书。
第二十四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民办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等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定期评估其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民办中小学应当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五条教育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对民办中小学实施监督管理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四章财务与财产管理
第二十六条民办中小学应当按照《条例》的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财产管理制度以及财务会计年度审计制度。
第二＋七条民办中小学应当按照财政、物价、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取学费和其他必要费用，并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收费专用票据。
第二十八条民办中小学的财产，属于国家给予的拨款或者无偿转让的，为国家所有；属于学校收取的费用、接受的捐赠以及其他收益的，为学校所有；属于举办者出借的，为举办者所有。
第二十九条民办中小学可以依法管理和使用其财产，但是不得转让或者用于担保。
第三十条民办中小学可以建立由下列款项构成的发展基金：
（一）接受的捐赠和资助；
（二）学校会计年度收支结余；
（三）校办产业的收益。
发展基金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人和改善办学条件，不得用于分配或者向校外投资。
第五章变更与解散
第三十一条民办中小学变更名称、性质、层次或者进行合并的，应当报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变更其他事项的，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三十二条民办中小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解散：
（一）民办中小学的校董会或者举办者根据学校章程的规定，要求解散的；
（二）因故无法正常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第三十三条申请解散民办中小学，应当提前一个学期向教育行政部门递交下列材料：
（一）学校法定代表人签章的解散申请书；
（二）善后工作计划；
（三）资产、债权、债务清理文件。
第三十四条民办中小学解散或者合并，应当妥善安置原在校学生，教育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协助。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中小学解散或者与其他民办中小学进行合并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安排原在校学生继续就学。
第三十五条民办中小学解散或者被吊销办学许可证，应当自核准解散或者被吊销办学许可证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对学校的资产、债权和债务进行清算。清算组由教育行政、财政、物价、审计等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
民办中小学清算时，应当首先支付所欠教职员工的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在比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返还或者折价还返举办者的投人后，其余部分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用于发展民办教育事业。
第三十六条教育行政部门对核准解散的民办中小学应当予以公告，并收回其办学许可证和印章。
第六章保障与扶持
第三十七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民办中小学办学取得显著成绩的，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八条民办中小学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纳人规划，按照公益事业用地办理，并可以优先安排。
第三十九条民办中小学及其教师和学生依法享有与国家举办的学校及其老师和学生平等的法律地位。
第四十条民办中小学专任教师的教师资格、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和晋升、教龄计算，按照国家举办同级同类学校教师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民办中小学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工资、社会保险和福利等，由民办中小学依法予以保障。
第四十二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民办中小学教师的资格认定、职称评定以及培训等工作纳人职责范围。
第七章罚则
第四十三条民办中小学举办者虚假出资或者在学校成立后抽逃出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应当出资金额或者抽逃金额2倍以上的罚款多情节严重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民办中小学管理混乱、教育、教学质量低下，造成恶劣影响的，由教育行政部门限期整顿，并可以给予普告；情节严重或者经整顿仍达不到要求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贵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或者予以接管。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应当由物价、财政等部门处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第四十六条教育行政部门在依照本办法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遵守《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七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教育行政部门滥用职权、拘私舞弊的，或者对所批准的民办中小学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贵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松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教育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对民办中小学实施监督管理中收取费用的，退回所收费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贵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附则
第四十九条本办法施行前批准的民办中小学，符合《条例》和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可以继续保留。不具备《条例》和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在本办法发布之日起2年内达到规定的条件。
第五十条本办法由南京市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程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技术侦查/秘密侦查/自侦案件
内容提要: 在此轮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立法是侦查部分修正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应否享有完整的技侦权。首先需要分析现有规范性依据及实践中自侦案件技侦手段的使用情况。占主流观点的支持者提出了种种理由，然而从技侦权配置的整体改革方向来看，基于技侦手段干预权利的程度及技侦手段规制的必然要求，技侦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应当分离，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体系中应当承担其监督职能，而不是执行职能。
技术侦查，也称为技术侦察、技侦手段或行动技术手段[1]，简称为“技侦”，是我国侦查实践中对监控型秘密侦查/秘密监控的习惯性称谓，根据立法定义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2]。技侦手段作为侦查实践中广泛运用却又鲜受立法规制的一类特殊侦查手段，在今年正在积极推进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作为一项重要变动而备受关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历来是职能部门之间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在此轮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立法过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并非如何保障基本权利、落实法治原则，而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技侦权如何配置的问题。本文暂且不就立法焦点偏离的问题进行探讨，而仅仅就目前的立法讨论焦点问题展开论述。首先分析目前法律规范中关于技侦权配置的规定与实务中检察机关运用技侦权的基本状况，其次将梳理赞同赋予检察机关技侦权的各种主张，最后将着重分析检察机关在技侦权立法中应当承担的职能以及合理的技侦权配置模式。
一、技术侦查的界定
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3]。这一立法定义不仅从内涵上比较准确地界定了技术侦查，而且还通过列举的方式基本勾勒出了技术侦查的具体类型。从内涵的角度来看，技术侦查具有秘密性，同时还必须满足技术性的要求，单纯具备秘密侦查的特点，但并未使用科技手段辅助的各种侦查手段不属于技术侦查，如卧底侦查、诱惑侦查等乔装类侦查手段以及单纯使用人的视力进行的监视或人力跟踪等；同样，单纯具备技术性要求，但不具备秘密性特征的侦查手段也并非实践与立法中所指称的技术侦查，比如现场勘查设备、测谎仪、鉴定中使用的科技设备等，在侦查实务中被称之为“侦查技术”、“刑事技术”。具体而言，技术侦查又被划分为七类具体手段：
1．电子侦听，也称之为麦克风侦听，具体指通过窃听设备对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性的口头谈话进行侦听，比如在办公室、家中安装窃听器进行的窃听。此类窃听手段与对电话的监听不同，后者是对电信通讯内容的截取。
2．电信监控，即对通过各种通讯方式进行的联系进行监控，既包括电话监听，也包括通过手机定位查找相对人的地点，或查询短信内容，但不包括对通讯记录等通讯形式进行获取，对通话记录的获取与电话监听所针对的获取通话内容是被区别对待的两种侦查手段。
3．电子监控，包括进行秘密的拍照与录像，也包括使用电子设备对侦查相对人进行监视、跟踪与定位。
4．邮件检查，对纸质的通信进行秘密检查，最近也开始发展为对物流的包裹、快递进行秘密检查。
5．密搜密取，即对侦查相对人所处的地点或物品进行秘密的搜查以及提取物证、书证等相关证据，搜查提取结束后相对人并不知悉该搜查行为已经发生。
6．外线侦查，是指技侦部门所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跟踪、盯梢、守候、监视甚至秘密逮捕等综合性手段。[4]
7．网络侦查，网络侦查是对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展开秘密侦查的一类手段的统称，与现实世界中的技术侦查相似，在具体手段上也表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包括对邮件通讯及其他互联网文字、声音、图像通讯的截取、对储存在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进行秘密调取、对上网轨迹、上网地址进行查询、定位等均为网络秘密侦查的表现形式。
二、检察机关技侦权配置的规范性依据
迄今为止，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技侦手段的使用尚无法律依据。虽然《宪法》第40条关于通讯自由的保障条款中[5]，概括性授权检察机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然而宪法条文所要求的“法律程序”没有在刑事诉讼法或者其他部门法中加以规定，检察机关自侦权依然缺乏法律依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1993年《国家安全法》第10条与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授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使用技术侦察措施”[6]。也就是说，现有法律规范将技侦权授予公安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虽然有宪法的概括性授权，但由于可供执法的法律文件阙如，事实上自侦案件中技侦权的使用并无法律依据。
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日益高发、自侦案件办理难度日益增大的现实情况促使着检察机关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采用变通方式规避法律使用技侦手段。根据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检察机关在侦办自侦案件时，对贪污贿赂案件与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可以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此通知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决定与实施技侦手段的权力，实务中检察机关只具有使用技术侦查的建议权与申请权，最终是否采用由公安机关决定并执行。从更为严格的角度来讲，由于至今为止我国法律对人民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能否使用技术侦查没有规定，按照“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得为”的法治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职务犯罪不能使用技术侦查措施[7]；而虽然有上述《通知》，但由于其并不具备法律效力[8]，不足以成为授权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的合法依据。
三、自侦案件中技侦手段的适用状况与改革呼声
随着近年来反腐败形势的日益严峻以及腐败犯罪案件作案手法的日益高明、狡猾，检察机关在侦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也面临着取证难问题、翻供问题等其他隐形犯罪、无被害人犯罪所面临的相同困境。在我国目前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虽然可以通过变通方式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但适用的具体程序是先由检察机关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然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从实际实施的效果来看，这种使用机制存在不少问题：该机制启动程序复杂，运作时间长，公安机关的技术人员不完全了解检察机关的侦查意图，在办案中往往容易贻误战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具体协作的程序与作法不规范，协作关系是否顺畅因人因地而异，有的检察机关主要负责人同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的个人感情好，这种协作配合就比较顺利，也很有成效，如果双方之间的私人关系不和，这种协作配合就不顺利，甚至进行不下去，这种仅仅依赖于部门负责人之间的私交运行的协作关系本身就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实际办案中，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技侦手段适用过程中的协作的实际效果经常是差强人意，如有的时候，公安机关或者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本部门工作任务的繁重，就先完成本部门的任务，而后完成协作单位的任务，而此时监控、录制已错过时机；有的工作人员处于应付状态，对哪些可录制哪些不可录制不清楚，有的则因暂时离岗而错失监控时机；有的工作人员对录制内容的保管不认真，甚至因录制内容被其他录制内容覆盖而丢失有价值的侦查信息。[9]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中许多代表人士开始呼吁在自侦案件中通过法律授权检察官有权使用技侦手段[10]。在检察侦查实务当中，技侦手段也在个别案件中开始得到零星的使用，根据原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孙力检察长的介绍，“目前职务犯罪案件中，只有在侦查重大案件时才偶尔使用技术侦查，而且使用技术手段的目的也大多是通过监听电话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为抓获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很少用来帮助获取相关证据或证据线索”[11]。近期媒体报道的数件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的案例多少印证了上述判断，比如江苏海门检察院在侦查“豪赌镇长”张健贪污、受贿案使用技侦手段进行了抓捕[12]；黑龙江绥化市检察院侦查肇东工商银行储蓄所所长赵某挪用公款案中使用技侦手段进行了监控[13]。
主张将技侦手段适用于职务犯罪的观点或者说主张赋予检察机关直接使用技侦权力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理由：其一，职务犯罪自身的特点如高智能、极强的隐蔽性等，使得职务犯罪与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等其他隐形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一样面临着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突出问题，因而存在适用技侦手段的必要性；其二有助于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一方面由于缺乏技侦手段的支持，近年来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打击不力，另一方面既然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加大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与其让纪检机关承担侦查职能，并大量使用“两规”、“两指”措施，还不如赋予检察机关采用技侦手段的权力，采用法律之内的措施解决问题；其三，长期以来认为“党内不许搞技术侦查”的政策不允许在职务犯罪中使用技侦手段是错误的看法。“党内不许搞技术侦查”是指在党内路线、政治斗争、派别斗争和调查违纪案件中，不准搞技术侦查，而不是指共产党员实施职务犯罪之后，因为其是共产党员而不得对其搞技术侦查。对于犯罪分子是共产党员就不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无异于给他们以特殊的保护，这不仅会影响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而且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4]。其四，从侦查对象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借用”机制也存在诸多不便，由于侦查对象中包括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党政领导干部，犯罪主体身份特殊，侦查此类犯罪需要高度保密，严格控制侦查工作的知情面，而检察机关借用其他机关手段办案，必然扩大知情面，不利于办案保密[15]。当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或者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时，由与犯罪嫌疑人同系统的工作人员进行监控、录制，也会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某种程度上对侦查活动产生影响[16]。也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时，检察机关再委托公安机关技侦部门对本系统的人员进行监控，其客观性与独立性值得怀疑。其五，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检察机关享有独立实施技侦手段的权力，从资金、技术与人员的角度来看，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负责同志的粗略测算，假设在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增设技侦部门，则共需要在415个单位建设相应的设备、增加大约4150名工作人员，而每个建设单位购买与维护技侦设备需要200万元投入，总计投入8个多亿，人员与财政投入的增加并不是很大，是完全可以解决的[17]。
四、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格局中的应有定位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格局中的定位应为技侦权的监督角色，在自侦案件中可以拥有决定权，甚至是审批权，但不应当享有执行权。理由如下：
（一）技侦手段极易滥用于政治斗争与党派斗争
长期以来受“党内不得搞技术侦查”政策的影响，加之法律没有明确授权检察机关有权使用技侦手段，对于公务人员特别是党员，利用职务实施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并不常见。实务当中，反对将技侦手段适用于官员与党员的主要理由是担心技术侦查的使用将引发党内政治生活的混乱，造成人人自危、相互猜忌的局面，损害同志关系，损害民主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且极有可能沦为帮派分子搞政治斗争的工具。[18]应当说司法实践的实例已经证明长期以来在这个方面上的担心与忧虑并非空穴来风，2004年1月，陕西榆林市府谷县发生的县公安局政委随意命令电话监听县公安局局长、县人大主任事件[19]，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监听等技侦手段存在极易被滥用于政治斗争的可能。无独有偶，2007年7月，陕西咸阳三原县也发生了公安局工作人员对县委干部考察组的工作谈话进行非法监听的事件[20]。这两例监听手段滥用的实例既说明了目前技侦手段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也更加印证了技侦手段极易被滥用于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历史教训。
